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下午五点，曾国藩结束办公后，又到西花园散步。“花园甚大，满园走遍后，尚欲登楼，以楼工程未毕而止。”走着走着，突然脚步不稳，身子向一旁歪斜。原来是突发脑溢血。陪同散步的儿子曾纪泽忙问：“纳履未安耶？”曾国藩说：“吾觉足麻也。”曾纪泽与随从赶紧将他扶住，夹着他继续前行。不一会儿，曾国藩“渐不能行，继以抽搐”。曾纪泽赶紧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让他坐在其中，然后抬入花厅。家人全都围了过来。曾国藩已不能说话，“二女纪耀于病急时祷天割臂附药，亦未见效”。三刻之后就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一岁。
对于自己的身后事，曾国藩早就有过打算。他一生曾经三次立遗嘱。在第三次遗嘱之中，曾国藩特意提到了经济问题，要求子孙力崇俭德，善持其后：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存养廉二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曾国藩曾打算以存在江宁布政使衙门的一万多两养廉银作为养老之资，“余罢官后或取作终老之资，已极丰裕矣”。
综合这两条，曾国藩身后所遗现金，大抵在一两万两之间。这笔他自以为“极丰裕”的养老钱，在他身后被证明其实并不充裕。
曾国藩在遗嘱中特别嘱咐丧事简办，不可收礼：“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然而，一品大员、中兴元老的丧事，毕竟要办得体面风光一些。曾国藩留下家产如此之少，“仕宦三十余年，囊橐萧然，薄海妇孺莫不共见之而共信之”。如果动用曾国藩的遗产，曾氏后人的生活显然就要受影响。所以曾国荃建议曾纪泽不要遵守此项遗嘱，因为“哲人既萎，身后应办之事实非巨万可以了”。
不过曾纪泽拒绝了此项建议。他坚持“不受奠分，百事皆从撙节”。连李鸿章所送两千两也被拒绝。因此曾国藩生平积蓄，在丧事上花去了大半。
如果曾国藩在生前对家人生产稍做安排，让他们在自己身后过上好一点的日子绝不是什么难事。比如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就成了很多人发家的机会。这些盐票起初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当时社会上因盐务发家者为数不少。据《草堰场大盐商周扶九事略》，江西富商周扶九原本为贫民，在长沙某绸布号做店员。有一次，他替店主去扬州收账。欠账之人一时手中无钱，愿以盐票抵偿，而店主回信不愿。周扶九当机立断，自己借钱拿下盐票。凭这几张盐票，他迅速成为“家资万千”的盐商，先后在扬州、上海经商，积银多达四千五百万两。
然而，曾家一张盐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