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八旗兵居功至伟，清朝皇帝很清楚，万里河山就是靠八旗打下来的。所以在政权稳定之后，自然要优待八旗，不仅在经济上大力接济，更是在政治地位上抬高八旗身份，胜过一切非旗籍的官员。
在清廷的政治生态中，旗官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所有人都会心照不宣的卖个面子给他们。即便汉官汉将级别比旗官旗将要高，也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优越感，否则就会遭到不可挽回的打击报复。
经过吴三桂等三番之乱后，汉臣就很少在朝廷担任要职了。顶多担任高级别文臣，军队绝不容许汉族大臣染指。
但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农民起义。
过去如狼似虎的八旗军队，现在已经疲软不堪，已经无力收拾这个残局了。这逼得清廷不得不将军队的权力逐渐让渡给汉族大臣。于是一些汉臣才有了染指军队的机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才有了展示自己的舞台。
启用是启用，但还是满怀戒心。朝廷让官文、僧格林沁睁大眼睛盯着这些汉臣，曾国藩稍有异动，立马就弹劾他。这样一勒缰绳，这位曾帅马上就变得规矩多了，这正好达到朝廷的目的。
我们都知道，晚晴四大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他们两人，都是湖南同乡，也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但是两人关系并不好，互看对方不爽。那么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个人恩怨呢？
有人拿出证据，说曾国藩当年得到朝廷的允诺，自己组建团练，但军饷要自己来筹措。被逼无奈，他想了一个勒捐的办法。说白了就是绑票，谁家有钱，把人绑了来，让其家人拿钱赎人。
有一次在绑票的人中，有一个人叫陶桄的，是名臣陶澍的儿子，也是左宗棠的女婿。当时陶澍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声望犹在，曾国藩此举在整个湖南官场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亲自跑过去给陶家说情，但无奈曾国藩油盐不进，始终不吐口放人，硬是让陶家交了银子才算完事。
这一次的绑架，竟落到自己女婿头上，左宗棠一怒之下，四面出击，联合湖南当地的士绅抵制曾国藩招募兵勇，还把曾的大军赶出了长沙城，后来湘军移驻衡州才算完事。自此，曾左二人全面交恶，后期的明争暗斗自然不在话下了。
1864年6月攻下南京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被扑灭。曾国藩报奏朝廷，称南京的匪众已经剿灭干净。朝廷上下额手称庆，曾国藩被封为一等毅勇侯，是清朝文人封侯的第一人。
对于突破天京的战报，左宗棠非常清楚。但他听说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并没有被抓住，而且从南京逃出来的太平军也有很多，他觉得这是一个报仇的机会，马上上了一道奏折，弹劾曾国藩的奏报不实。
慈禧太后看到奏折后勃然大怒，责问曾国藩，让他查清楚到底逃出多少太平军，并从严处理防范不力的将领。二人的恩怨由此展开。
其实两人之间有些恩怨，虽然是尽人皆知，但并不是什么“死扣”。你抓我女婿，我告你御状。属于“三鞭换二锏”的事，不可能因此成为世仇。
现在看来，俩人在借此机会，把恩怨的声势夸大，变成死敌，以彻底打消朝廷的猜疑，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多年以后，曾国藩还对人说：左季高（左宗棠字）以我劝陶少云（陶桄）家捐赀，缓颊未允，以致仇隙。”生怕大家忘掉两人的仇怨。
打完太平天国之后，当时是“三千里长江上下，无一不挂曾字旗”，曾国藩如日中天，且已有部下簇拥他自立，清廷对此不免忧虑重重。正因此，曾国藩看到了其中的危机，便上奏朝廷，主动削减湘军。
朝廷始终在玩平衡术，在打压曾国藩的同时，开始重用左宗棠，任命其为陕甘总督，全权处理新疆事物。左宗棠也学秦朝大将王翦，玩了一把现场求赏的把戏。
当时恰逢朝廷大考，他立刻上书朝廷，表示要放下军队，回京参加考试。慈禧看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荒唐，你已官至总督，还考什么功名，于是特意的赐他“同进士出身”。意思就是你老实的打仗带兵吧，不用考试，也享受进士待遇！
曾国藩离世时，左宗棠这位昔日专揭伤疤的对手，却出人意料的派专人送来一幅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
此后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从前我与曾彼此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一点也没有待人处事寓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中，并非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该知道我的心思。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有关军国大计方面不同的意见，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的。对那些心术不正、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这封家书，把他俩产生恩怨目的做了最充分的说明。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也是互相攻讦，但在保证美国国家利益这个最高原则上，是惊人的一致。同样，在他们眼中，大清朝无疑是正统。
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大清这艘破船不至于沉没，他们可谓是殚精竭虑。没有这种境界，左宗棠后面也不会在新疆“抬棺而战”。
所以说，他们之间的争斗，有一条明线，那就是纯个人之间几十年的恩怨；但还有两条暗线，一条是为了保全自己，另外一条则很高尚了，那就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
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顿然失去对手，此时真有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李鸿章呢？他出自曾国藩的门下，以其学生自谦，此时又重权在握，自然进入了左宗棠的视线，把他当成了对手。
到后来两人的关系俨然已经公开化，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两人性格不合，关系不好，是公开的仇人。而这种仇不单体现在性格上，还体现在对国家军事的认识上，当时的李鸿章主张重在海防，而左宗棠却主张重在塞防，认为只有守住大西北，才能保住蒙古，国家都城北京才会安全。
两人长期争论不断，最后慈禧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李鸿章不得不派8万湘军进入西北不毛之地配合作战，最终收复了西北大量失地。
尽管如此，当时的李鸿章因治理湘军与平定太平军有功，深得慈禧信任。不久李鸿章就耍小动作，参了左宗棠一本，除去了左宗棠的得力助手胡雪岩与吴蔚文，左宗棠一气之下，辞官回家，颐养天年。
左宗棠去世后，许多人前来吊唁。这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了一副挽联，上面写着：周旋三十年，和而不同，矜而不伐，惟先生知我；焜耀九重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为天下惜公。
当年曾左的恩仇录，在李鸿章这里又重演了一把。
清朝大臣的谥号从大到小如下：
谥号定为二字，且有严格规范，以“文”字为第一字的谥号，等级最高的是“文正”，其次是“文贞”，再次为文成，最后是文忠。以上四个为最高的谥号。
再往下是：端、定、简、懿、肃、毅、宪、庄、敬、裕、节、义、靖、穆、昭、恪、恭、襄、清、修、康、洁、敏、达、通、介、安、烈、和。
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谥号“文正”。
李鸿章封一等侯爵，谥文忠。京师建祠，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左宗棠封二等恪靖侯，谥号“文襄”。
结语：从他们身前封侯和死后谥号来看，左宗棠的待遇，和曾国藩、李鸿章俩人比起来，明显低了一个等级。都是晚晴重臣，为何论功行赏差别这么大？这就要看他们的历史贡献了。
左宗棠虽然是为保疆守土做出卓越贡献的封疆大吏，但在慈禧看来，新疆并不十分重要，大清国割地赔款还少吗？何况那是一个荒凉无人的西北大漠呢？
但是曾国藩就不一样了，他带领湘军和各路乡勇，消灭了“太平天国”这个心腹大患，至少保证了清朝政府不被颠覆，那才是真正的功不可没。
慈禧的思路是“宁与外贼，不与家奴”，所以，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左宗棠的确是守土卫国的大英雄，但是，和朝廷的利益比起来，太小了，简直可以忽略不计。
不知在了解了慈禧太后的隐秘心事后，地下有知的左宗棠该作何感想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曾左二人联合演的双簧，对国家有利，对自己有利，至少二人都保持了善终。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现在再探讨他们的交恶是发自内心，还是在演戏，似乎没有那个必要了吧？！
参考资料：
《清史稿》赵尔巽（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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