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博弈论的未来
2024年8月19—22日，由国际博弈论学会主办、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承办的第七届世界博弈论大会（每四年举办一届）在承泽园顺利举行。会议期间，加布里埃尔·德芒热（Gabriel Demange）、邓小铁、马修·杰克逊（Matthew Jackson）、神取道宏（Michihiro Kandori）、阿里尔·鲁宾斯坦（Ariel Rubinstein）五位博弈论学家以“数字经济时代博弈论的未来”为主题进行了圆桌论坛讨论。论坛由周林教授主持。各位嘉宾就各自从事博弈论研究的经历、博弈论未来的研究方向及应用等展开热烈讨论。尽管由于时间限制发言比较简短，但都颇有深意，令人回味无穷。我们以对话方式直接呈现本次论坛的内容，以飨读者。
本文原刊于《比较》第134辑，全文请参见财新网。
· 博弈论在中国 ·
杨晓光：众所周知，中国人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运用复杂策略的历史由来已久，我们擅长博弈。然而，中国的博弈论研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才由外国研究者引入的。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由于计划经济的限制，相关研究十分有限。近20年来，博弈论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海外留学年轻学者的回归，他们推动了学术研究的发展和应用。过去两年，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了孙教授和我本人领导的两个重大项目。我们很高兴博弈论学会世界大会在北京召开，相信本次研讨会将为我们的青年学者提供宝贵的建议。
孙宁：很高兴能与杨晓光教授和北京大学共同组织这次研讨会。我非常感谢博弈论学会的专家，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博弈论学家，我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敬佩。下面我来介绍我们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微观经济行为与经济政策设计”。这个项目涵盖五个研究课题。我负责第一个课题，主要研究市场设计和经济政策。周林教授主持第二个课题，研究非市场机制和机制设计。第三个是决策理论、博弈论和经济政策。第四个涉及基于行为干预的经济政策设计，第五个涉及利用结构计量经济学进行政策评估。本项目为具有共同研究兴趣的科研人员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
我们认为，成功的政策设计必须以准确的人类行为模型为基础。经济政策分为两类：一类是经济机制设计，另一类是以经济机制为前提的干预政策设计。这两类政策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相对应，同时也涉及心理学和统计学。我们期待聆听小组成员的真知灼见，尤其是那些质疑我们在政策设计中使用博弈论的方法的观点。我始终认为，辩论是合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为博弈论者都对人类的策略性互动感兴趣。
· 如何走上博弈论研究之路 ·
周林：世界博弈论大会在中国召开，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是该会议首次在亚洲地区举行，我很开心看到这么多杰出的博弈论和理论经济学家出席会议，与我们中国的年轻学者进行交流。博弈论研究在中国的历史相对较短，但早年我们有一些优秀的数学家，比如吴文俊先生，研究了纳什均衡的精炼等重要课题。
博弈论的许多重要研究基础都可以追溯到普林斯顿；冯·诺依曼、摩根斯特恩和纳什都在那里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此次论坛的不少嘉宾也与普林斯顿有很多联系。
马修·杰克逊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初加入普林斯顿大学，我是后来加入的，鲁宾斯坦教授和神取道宏教授也曾在那里工作过。我很感谢普林斯顿给了我学习经济学尤其是学习博弈论的机会。
自2008年全职回国后，我的事业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积极从事博弈论研究而是更多从事管理工作。今天我将主持会议并负责提问。希望我还能提出好问题，因为我记得鲁宾斯坦教授曾告诉我：好问题至关重要。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数字经济时代博弈论的未来”。我想先听听你们每个人讲述自己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学家，为什么会选择研究博弈论。希望你们的故事能激励更多的人投入这一领域。
马修·杰克逊：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想成为一名博弈论学家，这只是个意外。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读数学系本科时，曾向数学系的哈罗德·库恩（Harold Kuhn）咨询如何学习应用数学。他指引我去找雨果·桑纳夏恩（Hugo Sonnenschein）。雨果·桑纳夏恩向我推荐了一门社会选择理论课程，这门课由国际博弈论学会前主席埃尔韦·穆林（Hervé Moulin）讲授。我非常喜欢他的课程。我觉得这门课简直太棒了。它将数学与各种有趣的问题结合在一起，讲述了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和协作。从那时候我开始发现，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周林：雨果·桑纳夏恩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博弈论学家，我也有幸师从于他。
阿里尔·鲁宾斯坦：我从未选择研究博弈论。可能是机缘巧合，我选择了研究经济理论。我并不清楚什么是经济理论。我是希伯来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我觉得数学中的符号与现实生活、语言以及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有某种联系。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一个奇迹，我被这个奇迹所吸引。
事实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博弈论学家。在我看来，博弈论是经济理论的一部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我还要强调一点，我研究经济理论从来不是因为我想预测谁。我从未想过预测任何人。我从未应用过博弈论模型，也从未给任何人提供过建议。从来没有。我的动机只是做有趣的事，在这个学术世界里找乐子。
神取道宏：我从1980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最初对微观经济理论感兴趣。当时微观经济学主要是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但我对公司治理和信息不对称等问题更感兴趣，因为完全竞争模型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80年左右，人们开始把纳什均衡作为不完全竞争的统一概念，这吸引我开始研究博弈论。不完全竞争的很多东西，都可以用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这个简单概念来解释。我们确实有统一的纳什均衡解概念，但我们也有不同的模型，比如数量竞争、两阶段竞争和价格竞争。因此，人们突然开始意识到纳什均衡的力量，许多令人兴奋的新事物在1980年前后开始出现。我真的很幸运，我从那时候开始对博弈论这一充满希望的新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这就是我开始研究博弈论的原因。
邓小铁：我对博弈论的兴趣最初并不是学术性的。我被运筹学课程中一个追击-逃跑博弈所吸引。我第一次在学术上接触博弈论是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当时我跟随迪米特里斯·伯特西马斯（Dimitris Bertsimas）和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学习。我发现博弈论非常迷人，尤其是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的区别。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教科书更侧重于合作博弈。这很有趣，因为他们认为非合作博弈，比如纳什均衡，只是不动点定理的一个应用。这一区别激发了我对合作博弈的兴趣，尤其是对组合优化博弈的兴趣。这也成为我很多年的研究重点。
加布里埃尔·德芒热：我刚入行时，博弈论还只是数学的一小部分。我学习了当时还在巴黎的埃尔韦·穆林的课程，我非常喜欢。我对一些小问题非常着迷，比如孔多塞悖论或分治算法。我对联盟理论而非纳什均衡更感兴趣。当我意识到可以一边攻读数学博士学位一边研究博弈论时，就把重点转移到了这个领域，因为它将数学的严谨性与有趣的现实问题相结合。
· 博弈论的未来领域 ·
周林：感谢你们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想问一下，作为顶尖的博弈论学家，你们认为博弈论的未来会怎样？对年轻学者来说，研究哪些领域是最有前途的？
马修·杰克逊：预测未来总是困难重重，但我想到了几件事。其一是人工智能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它将越来越多地涉及人类与设计好的算法和系统之间的互动。了解这些互动正是博弈论所擅长的。博弈论可以帮助预测人类和算法行为如何共同发展。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些系统正成为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领域仍未得到充分探索，但它对于理解人工智能对人类福祉的影响至关重要。
周林：阿里尔，我知道你对语言和语义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考虑到人工智能的最新发展，比如大语言模型。能谈谈你对这些领域如何与博弈论交叉的看法吗？
阿里尔·鲁宾斯坦：我并不是不喜欢博弈论。我只是对博弈论的某些方面持保留意见，这将在后面讨论。至于我给年轻人什么建议，我的建议就是：别听我们的。这是我非常诚实的回答。
让我补充一点：如果你想很快获得终身职位，或者你想很容易完成学位论文，只需紧跟某人，做一些微小的改变。写一篇很长、很无聊的论文，你发表的机会就很大。你就会得到一份工作——如果你想浪费时间和生命的话。但如果你想做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正如我前面所说的，就不要听我们的。
至于人工智能，我知之甚少。世界似乎正处于一场巨大的危机之中。20年后的世界将与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大不相同。让我困扰的事情是，博弈论在未来20年里会做些什么？我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预测20年后世界的样子。人类之间的互动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有其他生物替我们做决策？我们还会存在吗？我很怀疑博弈论能对这些问题做出什么贡献。
神取道宏：关于未来有前途的研究方向，这真是个好问题！如果我知道答案，我不会告诉别人，我会自己研究！开个玩笑。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人类在认知和计算方面的局限性很感兴趣，这在国际象棋和围棋等游戏中都很明显。但在实际情况中，比如涉及多个项目分配的市场设计问题（如频谱许可证），挑战是巨大的。决定什么交易方式对买方最优，如何选择赢家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都是非常复杂的计算问题。参与人不可能完全理性且有无穷的计算能力。然而我们仍在努力将参与人的计算能力形式化。我相信，这是未来一个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
邓小铁：一切都在改变。我刚回国时一位朋友问我为什么回来。我有很多理由，其中一个是有机会参与应用研究。对于像我这样的博弈论理论专家来说，理解理论至关重要。例如，我一直很欣赏罗杰·迈尔森的拍卖定理，它是经济学中最优雅的定理之一。但我对其中的模型假设，即物品价值的先验分布是共同知识，每个人都知道该先验分布也知道每个人都知道该先验分布等，深表怀疑。我开始探索当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来学习该先验分布时会发生什么，以及如果参与人不再如实行事他们会如何操纵结果。在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某些条件下，迈尔森拍卖等同于第一价格密封拍卖和第二价格密封拍卖。这种学习为博弈论带来了有趣的新方向，如斯塔克尔伯格博弈和资源共享问题等。在这些问题中，知识不是预先定义的，而是由实践者习得的。这些方向挑战了博弈论中的许多传统假设。
加布里埃尔·德芒热：我同意阿里尔的观点。我给我的学生提供建议，但我不会给出研究课题。我认为他们应该选择自己想要的或喜欢的题目。看重在经济学顶尖五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趋势现在已经有些过度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性竞争，因为它没有带来足够的创新。这就是我要传递的第一条信息。第二条信息是，我对联盟理论非常感兴趣，我认为纳什均衡非常成功地吸引了大部分学者的关注，因为它是一种统一的工具，但也许它吸引的注意力过多了。即便如此，人们能在一起讨论也是非常有益的，但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群体间的竞争以及群体内部组织如何相互作用。例如我们可以认为国家间的战争受各国内部组织的影响。我不是说这类题目很容易，但我认为值得研究。最后一点是关于与其他领域的合作。有人提到了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摩根斯特恩是一位社会学家，所以博弈论的诞生就是学科交叉的产物。我认为与其他领域的合作交流非常重要，同时也很难，因为博弈论使用的是建模和数学工具，很难与历史学家等交流。但合作是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这肯定是需要探索的。
· 研究兴趣与论文发表之间的平衡 ·
周林：我想在阿里尔提到的选择研究课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问。对于年轻学者来说，是追求自己热衷的课题，还是追求容易发表的课题，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首先，你需要获得终身教职，这是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是，你能有多大的创新性，如何才能创造出别人认可的东西？你们如何建议年轻学者平衡这两方面的考虑？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马修·杰克逊：我建议学生不要为了研究成果更容易发表而扭曲自己的研究兴趣。迎合受众很有诱惑力，但真正重要的是找到有趣的问题并追寻它们。好奇心会自然而然地引导人们去寻找未解之谜。对世界提出问题，比专注于以往论文的结论更有成效。我见过最有好奇心的人是肯尼斯·阿罗。他对一切现象都好奇，开拓了许多领域。他不怕探索自己以前工作之外的课题。这是一种健康的方法：对你遇到的一切提出问题。
阿里尔·鲁宾斯坦：我不是学术界的传教士，并不认为每个读了博士的人都应该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记得在我的博士论文快结束时，我与数学家兹维·阿特斯坦（Zvi Artstein）有一次谈话。他问我：“当你早上醒来时，你在想什么？如果你想的是研究，那就继续。否则，离开学术界。”他说得非常对。没有激情的学术生活是一种浪费。关于你所说的平衡，对不同的人而言答案是非常不同的。这取决于你对生活的追求。
神取道宏：在追求终身教职和真正的原创性之间取得平衡是非常困难的。斯坦福大学的达雷尔·达菲（Darrell Duffie）给了我一条实用的建议：一篇好的研究论文不应该终结在你的课题上。一篇好的论文应该引发许多后续研究，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研究。这也许是一种兼顾终身职位和原创性的实用方法。
邓小铁：我来自计算机科学。我的经验是，你毕业时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可能并不热门。你必须预测五年后哪些领域会变得重要。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预测就更难了。例如我的一个学生花两年时间掌握了一个课题，而现在，随着大语言模型的兴起该课题已不再重要，就业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个动态的领域很难给出建议。
加布里埃尔·德芒热：我们对学生有点不公平。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阿罗、盖尔（David Gale）或沙普利（Lloyd Sharpley）。有些人甚至不想成为这样的学者。问题出在制度上，它太注重发表文章以获得终身职位。我刚开始工作时，并没有这种压力。现在，天平过于倾斜，过于侧重发表论文。在这种制度下，学生想快速发表论文没有错，恰恰是正常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这个制度，而不仅仅是给学生提建议。
· 博弈论理论与应用之间的平衡 ·
周林：接下来，我想谈谈对这里的许多科学家来说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资助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会询问他们的理论如何为社会做贡献。博弈论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实践成就，尤其是在美国，拍卖理论和机制设计在医科毕业生就业匹配和择校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早先则在军事战略和地缘政治冲突中有大量应用。现在看来，这些领域似乎是次要的，经济和商业应用才是重点。中国如何推动博弈论的应用？一些理论家感到沮丧，他们有很好的模型和实用建议，但无人问津。我们能从其他国家学到什么？
加布里埃尔·德芒热：鉴于法国在博弈论应用方面所面临的挑战，我并不是对此话题提供建议的最佳人选。例如，我们曾尝试将盖尔-沙普利算法（Gale-Shapley Algorithm）应用于择校问题，但并不成功，因为人们不信任算法：算法看起来不公平，它们是自动实现的。尽管这种算法实际上比以前的方法更公平，但却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和宣传。这在中国可能不是问题，因为中国人更熟悉技术。此外，在瑞士和法国等地，人们对投票理论的兴趣与日俱增，正在探索新的方法来收集更细致的选民信息。这一领域未来可能会有长足发展。
邓小铁：我们都在谈论人工智能及其对我们工作的影响。我回国是因为可以与互联网公司合作，将理论研究应用于现实。对于应用而言，理论支持至关重要，否则我们就没有实际应用的工具。学术界和科研管理部门都需要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这不是针对所有人的问题，而是针对管理部门的问题。
神取道宏：问题是如何创造更多的实际应用。盖尔-沙普利算法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但在最初开发时，创造者们并没有想到它会被实际应用。纳什均衡也是如此，纳什对实际应用并不感兴趣。如果你看看19世纪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他也从未想过中央银行会使用它。理论家应该专注于创造美丽的定理和模型。如果模型很好，实际应用就会随之而来。
阿里尔·鲁宾斯坦：首先，我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存在分歧：什么是博弈论？关于博弈论或经济理论的目标是什么，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个人认为，博弈论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一门科学。博弈或模型就是一个故事。
文学有用吗？是的，但非常间接。经济理论也是如此。
博弈论学界一个不好的倾向在于，容易让人误以为它比自己真正的价值更重要。我尤其对你所说的军事应用感到震惊。在我看来，这只会带来灾难。我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我都不给以色列政府提建议，怎么可能给中国政府提建议？如果要我提建议的话，那就是：不要听信博弈论学家的话，那只会带来灾难。在以色列，我们目前正处于冲突之中，正在就人质和停火问题进行谈判。我坚决不同意罗伯特·约翰·奥曼（Robert John Aumann）的观点，他至少暗中依赖博弈论来支持他向公众提出的以色列不应与哈马斯谈判的建议。博弈论在这类问题上无话可说。人们寻求建议，而博弈论听起来很有希望。这就是我讨厌博弈论的一个地方：它常常被认为比实际有用得多。博弈论和文学一样有用。如果我有契诃夫那样的才华，我就不会去研究模型；契诃夫的小说比博弈论领域的任何理论模型都更有效、更有用。
马修·杰克逊：重要的是，人们不能在不了解建议背后的逻辑的情况下接受这些建议。政府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套从建议中提取有用知识的制度。博弈论为器官移植系统和拍卖等领域提供了有效建议，改善了世界。问题是，如何利用这些知识而不被不明智的建议误导？
政府总是会听取某些人的建议，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得到了最好的建议。在理想情况下，政府应该有一套制度来评估和过滤他们收到的信息。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利用专家小组将研究成果提炼成报告，然后转化为政策。问题在于这套制度是否值得信赖，因为找到愿意无偿付出时间的专家并非易事，因此专家小组并不总能反映最合适的知识体系。虽然没有完美的方法来评估复杂的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忽视它。我们的任务是设计一套制度，将专家的知识转化为有用的政策建议。
阿里尔·鲁宾斯坦：请允许我提醒，并非所有声称使用博弈论的人都真正使用了博弈论。许多博弈论学家都非常聪明，但他们的模型是否真正有用却值得怀疑。过去几十年来，经济理论的发展方式出了很大的问题，尤其是研究者面临着证明其工作有用性的压力。结果就是，为了满足编辑和审稿人的要求，论文的引言和结论部分多出了很多废话。这种不诚实的文化是灾难性的。在我看来，这种不诚实导致了过去20年经济理论的衰落。
这就是公开和坦诚讨论的魅力。我们也应该向政府建议，应该允许人们有不同的意见和观点。
附录1：现场问答之如何对待审稿意见？
观众：审稿人要求在理论论文中阐述理论的实际应用，对于这种修改意见应如何应对？另外，我想问阿里尔，每天早上起来你在想什么？
马修·杰克逊：我个人的建议是诚实地评估反馈意见，这对学生来说可能不太好。有时，推荐人会提出有用的意见，有时则没有。如果批评意见有帮助，就采纳它。如果他要求的应用无关紧要，你可以忽略它。但如果应用可以阐释模型，那么采纳意见确实会改进论文。真正的问题在于，研究人员为了发表而迫于压力修改论文以取悦审稿人；这对年轻学者来说尤其具有挑战性。这反映了目前审稿制度中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审稿人往往对论文内容拥有过大的权力；他们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有权力评估作者往往花了数月或数年才写成的论文。
阿里尔·鲁宾斯坦：我完全理解你的两难处境。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几年前，我的一篇论文被《政治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接收，编辑要求我在最后加上一些废话。我这么做了，因为我确实想发表这篇论文，但我为此感到羞愧。
我认为经济学组织、学会和学术文化都迫切需要改革。审稿人的过大权力助长了一种不诚实的风气。一篇论文应该就像一部小说。论文要么被接受，要么被拒绝，仅此而已。
加布里埃尔·德芒热：问题不仅出在期刊上，而是出在整个学术体系上。过分注重在五大期刊上发表论文使权力集中在少数人（主要是美国学者）手中。这扭曲了整个学术生态。过于看重五大期刊对整个经济学领域产生了不利影响。
阿里尔·鲁宾斯坦：如果我能改变这个制度，我会取消五大期刊，关闭使这些问题长期存在的经济学会。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而不仅仅是微小的改变。我怀疑如果没有一场彻底的危机，革命是不会发生的。危机过后，也许我们的行业会发生革命，也许不会……我无法预测。
加布里埃尔·德芒热：新期刊的加入有助于打破现有体系。目前，即使五大期刊也有分支机构与老期刊竞争，从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新期刊的加入会颠覆现有格局，而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为何如此重视五大期刊。因为五大期刊上的许多实证研究大多基于美国的数据、公司和贸易。其他方面的研究仍需探索和发展。中国的组织、公司、政府等运作方式与美国不一样，因此具有发展其他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空间。
邓小铁：长期以来，学术价值一直由美国引领，但中国的发展提出了新问题，比如对外贸易等。随着中国科研的发展，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保持高标准的同时融入全球。也许创办国际合作的新期刊能有所帮助。
神取道宏：问题在于我们如何评估学术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模型的价值对公众来说较为明显。但在经济学中，模型的价值则更为主观，这就导致了我们如何判断研究质量的问题。不幸的是，研究的好坏几乎只由北美和欧洲顶尖大学定义。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附录2：现场问答之如何平衡实践与理论贡献？
观众：我们讨论过实践与理论贡献之间的冲突。我是德国的一名科学顾问，我们利用拍卖理论分析现实市场，并为机制设计提供建议。然而当我们提交论文时，经常会有人说工作太具体或缺乏理论贡献。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邓小铁：我做过一些比较实际的工作，我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标准，但标准在物理等自然科学中更容易建立。对经济理论的评价，主观性更强。也许我们需要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在中国，我们可以减少对五大期刊论文的重视，创建国际合作的强势期刊。这有助于平衡学术评判中的主观和客观因素。
周林：非常感谢五位杰出的博弈论学家与我们共度90多分钟。他们的观点富有深度、利于实践。对于饱含科研热情的学者来说，要对自己、对科研工作诚实，不要以做理论为耻，而要以它为荣。谢谢大家，今天的圆桌论坛到此结束。
《比较》第134辑（2024年第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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