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智堡

前些日子，一篇有关网易裁员绝症员工的文章在网上传开，作者是一名长期996工作的游戏策划，却在罹患心肌病后遭到公司辞退。 

似乎正是从今年开始，996导致的工作过劳成为了职场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一个个振聋发聩的例子打破了以往模糊不清的界限，开始强迫人们正视这个问题。早在年初，有关996工作制的话题就已经开始在网上发酵。

今年3月，杭州有赞科技公司在年会上高调宣布公司将实施996工作制，也就是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一周上六天班。尽管如此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立刻就遭到了当地劳动监察部门的调查，但有赞公司的老板却在事后发微博称996工作制绝对是件好事。

有赞老板的言论顿时在网上掀起轰然大波，一场轰轰烈烈的反996运动随即展开。程序猿们在Github上发起了名为996icu的项目，鼓励在开源软件中添加“反996许可证”（Anti-996-License），以禁止实施996的企业使用这些开源软件。截至目前，github上的996icu项目已经得到了近25万个星，成为Github上第二高赞的项目。

然而在网友们纷纷声讨的对面却是老板们截然相反的态度。“没碰过钱”的马云爸爸在阿里内部交流时提出：能够996那是修来的福报；而京东的刘老板更是表示：尽管不会强制员工996，但我自己完全可以8116+8地工作。而所谓的8116+8就是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一周工作六天外加周日加班八小时的意思。

在两位老板的语录中，奋斗一词被频繁提及。在中国的职场上，奋斗似乎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年轻人就该奋斗更是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然而，996真的就等同于奋斗吗？或者，我们换个方式来问：这样的奋斗真的能带给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事实上，如今在我们身边出现的种种怪象，都曾在我们的邻国——日本真实上演过。在这个曾把加班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国家中，人们甚至为那些不辞辛劳奋斗、不分昼夜加班的员工发明了一个新词：

“社畜” 

即便不懂日语我也能看得出这词不是拿来夸人的，望文生义，就是给公司做牛做马。

小说家安土敏1992年出版的《日本上班族 幸福的处方签》中第一次提到了“社畜”这个词，由日语中代表公司的“会社”和“牲畜”组合而成。而时至今日，社畜一词已从日本扩散到了整个东亚文化圈，成了那些所有为了工作而放弃生活、失去自我的员工的统称。去年一部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更是引起了广大社畜同胞的共鸣。

今天便带大家回看一下日本“社畜”的奋斗史，或许能给那些挣扎在996边缘的人们些许启发。

众所周知，“做牛做马”通常是一辈子的事情，这点在日本也不例外。常看日剧的朋友们一定知道，日企的一大特色正是“终身雇佣制”。

所谓“终身雇佣”是指企业会与“正社员”即正式员工签订一份“没有期限限制的劳动契约”，没有犯大错的员工都可以在一家公司工作到退休，即便企业效益不好也不会裁员。这不是法律，而是日本职场上约定俗成的规矩。 

与之相匹配的是“年功序列”：正式社员的基本薪资会随工龄增长，不过一旦跳槽就要从头算起，而从一而终的员工更是能在退休时领取一大笔退休金，这些都是其他种类的社员所享受不到的。

换句话说：成为一名日企的正式员工后，不用担心失业，每年涨工资，到老还有大笔退休金。而“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外加“企业工会”被并称为日企管理的三神器。

Emmmm..这是社畜？这是你家猫主子才有的待遇好吗！

但事实却是，日本员工的“社畜化”和这看似美好的“终身雇佣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有关“终身雇佣制”的故事则要从头讲起。

让我们先把时针拨回日本的古代。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大多数清贫的家庭中都有长子守业的传统。无论是商人还是农夫，店面和农田都只传给最大的儿子，而家中的其他儿子则会在10岁左右年纪，被送入大商铺家中学习手艺，这在当时被称作“丁稚奉公”。

当时日本的店铺多是家族式经营，这些“丁稚奉公者”自迈过店面大门的那一刻起，便自动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员，每天不仅要学习手艺，还要承担店铺中的许多杂务，每天工作到深夜，而店家只管他们吃住却不发工资。

如果一个人以“丁稚奉公”的身份努力工作，当他成年之日会被允许“元服”，意味着店铺承认他正式员工：即“手代”的身份，开始正式领取工资；只有少数特别努力且运气不错的“手代”才有机会升为“番头”，也就是一个铺面的掌柜。而在那个平均寿命不过50多岁的年代，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将在这家店里当一名“手代”，真正能获得晋升的百不足一。

这看起来活脱脱就是封建版的007。但事实上，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这样子的“终身雇佣”对于多数寒门子弟来说已经算是不错的出路了。

当然，这种形式的“终身雇佣”在各国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也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被淘汰。然而在明治末年，一个横空出世的青年，却意外地将这种形式延续了下去。

二十世纪初的日本，通过两次战争豪赌，已经获得了丰厚回报，作为英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 搭上了帝国极盛期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的末班车，制造业部门飞速发展，日本经济突然从乡间小路开上了快车道。

和当时不少其他人一样，来自关西的松下政楠也放下了祖传田产外出行商，却在投机生意中输光了家产。不得已，只能让自己的几个孩子退学帮工，就年仅九岁的小儿子也不例外。——于是，家中排行老八，才刚上四年级的松下幸之助便孤身离开家乡，前往大阪“丁稚奉公”。

在自行车铺干了几年后，幸之助得到了一个在大阪电灯公司工作的机会，心灵手巧的他很快转正，成了一名人人羡慕的电气技工。然而，松下家族中的冒险精神却让他不甘于此，1917年，年仅23岁的松下幸之助辞掉了旁人眼中的金饭碗，带着不到100日元的退职慰劳金和自己新设计的电灯插座，踏上征途。

直到这里，松下电器创始人的故事好像和其他创业者也并无不同。不过，自幼便独自离家“奉公”的经历给松下幸之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奉公的孩子来说，工作的店铺便是他的家，于是他也希望自己一手创办的松下电器也能成为员工的家。

幸之助对当时松下制造商中不过三十多名员工提出了“以社为家”的概念：“社员是社长的家人，而社长则是社员的父亲；所有社员都是松下大家庭的一员，而家庭则会对家中的每个成员负责。”

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资本家的虚情假意，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却给了幸之助一个证明的机会。

一战带来的短暂的繁荣过后，战后经济危机亮出獠牙，两年后的关东大地震更是让脆弱的日本经济雪上加霜。

时至1929年，在美国大萧条的影响下，日本的经济已彻底滑入深渊。

当经济陷入萧条时，松下电器和多数制造业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销量锐减、库存增加、资金链岌岌可危。年底时整个松下公司的销售额已暴降一半不止，当时松下的员工已经超过了300人，按惯例，此时唯有大规模地裁员才是拯救公司的途径。但危机时刻，松下幸之助却在周围一片裁员大潮中，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举动。

由于销量下滑，幸之助决定将生产额也减半；工人们只用上半天班，却仍能领到全额工资，只需要大家在多出来的时间里尽力推销公司的产品。

“就如家庭不会放弃一个成员，松下也不会解雇一个员工”。直到此刻员工们才发现，幸之助口中的“会社如家”并非说说而已。

由于幸之助承诺的“终身雇佣”，松下公司上下体现出了极强的凝聚力，许多员工主动开始996地加班；加之将生产人员转为销售人员的创举。仅仅两个月时间便将积压的库存一扫而空，还意外地为松下打开了市场。自此，“终身雇佣制”正式进入了日本企业的视野。

直到此刻，日本的企业文化还保持着它温暖纯良的一面，员工也依旧是企业的家人而非牛马。而此时的松下幸之助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此时提出的“以社为家”和“终身雇佣”会在几十年后变得面目全非，最终成为“社畜”们颈间的枷锁。

如果一定要为这些变化找个起因的话，那么答案便是：战争。

1939年，德国出兵波兰正式拉开了二战的大幕；当时的日本虽也号称工业强国，但和几个老牌工业国家相比仍有不小差距。为了保证战时军工业的产能，日本开始采用统治经济，全面向重化工和军需工业倾斜。

快速扩张的制造业需要大量的熟练技工。二战打响后次年，大日本产业报国会成立，它将全国上下所有劳动工会悉数解散，强迫工人整合进入战时体系，以应对劳动力不足问题。日本政府还先后颁布的《从业者雇入限制令》和《从业者移动防止令》两项条例，规定了工人不能随意转换工作，企业也不得随意开除员工，从根本上杜绝了工人流失的现象； 

然而，被强行改行的工人们本就心存不满，加上统制经济本身的管理问题。从1942年开始，“迟到早退”、“消极怠工”等趋势在日本全国蔓延开来。为此，日本政府又颁布了《重要事业场劳动管理令》，规定了“企业一年一次以所有从业人员为对象，按照最高、基本、最低工资的基准额进行加薪”

在战时推广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动机十分简单，稳定的就业和增长的薪资，无非是日本政府开出的止疼片，只为减轻战争与短缺带给工人阶级的痛感，让他们甘心去做拉动战争机器的骡马。

而战争的结局已经写好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由于战争对整体产业结构的破坏，加之消耗了大量日本青壮，战后的日本民生凋敝。1945年日本战败时，全日本的工业生产指数仅为战前的8.7%。在巅峰时期拥有2.6万名员工的松下电器，此时只剩下不到5000人，松下幸之助甚至违背了当初“终身雇佣”的承诺，裁掉了500多名员工以渡过难关。

此时，阻碍日本经济恢复的关键因素是工业生产的基础原材料钢铁和煤炭的极端缺乏。为此，尝过甜头的日本政府再次搬出了战时统制经济的那一套，套上“倾斜生产”的名字，以此大力发展煤炭业。在那个物资短缺的时代，为了让工人们安心呆在煤厂里，诸如“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这样的战时体制便被许多企业沿用了下来，时称“1940年体制”。

在美国的帮助下，日本经济在战后快速恢复，实践又一次证明了“终身雇佣制”的可取之处。1950年，被当时日本首相吉田茂称为“天佑神助”的朝鲜战争爆发，战争再次为日本经济带来了景气。作为美军的补给基地，日本市场得到了爆发式的增长。

在经历了二战的失败后，战败的耻辱和重建家园的信念造就了日本国民强大的凝聚力，1955年初，“神武景气”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发展期，史称日本经济奇迹。

战后“婴儿潮”出生的第一代人被称为“团块世代”，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展现出的努力程度更是令人咋舌，当十年快速增长期过后，正是这代人支撑着日本经济继续稳定增长。

然而，企业家们看到的却是管理制度和企业文化的巨大成功，他们纷纷效仿当年的松下幸之助，一方面实施“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在为员工提供稳定、高福利的工作同时，将他们与企业牢牢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再次举起“以社为家”的大旗，强调职员和公司间的羁绊，引导他们将公司利益摆在首位。

源起自“丁稚奉公”的“终身雇佣制”重现了君臣间的羁绊，也延续了战时日军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战后，集体主义和奋斗精神则成了日企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企业的策略最终大获成功，“以社为家”的理念在70年代成为了日本职场的共识。当工作成为一种使命时，奋斗便不再是一种选择了。在当时日本人的工作时长高居全球首位，996乃至007成为了常态，有的日本丈夫甚至会因为下班太早而被妻子嫌弃。这些为了企业日夜奋战的员工们也因此得到了一个无比贴切的称号——“企业战士”。

与此同时，日本的GDP已经先后超越法德，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超过九成的国民都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一亿总中流”的说法甚嚣尘上。当时，绝大多数日本毕业生的奋斗目标，便是得到一家大型企业“终身雇佣”的正式岗位。

当奋斗得到回报时，人们便开始习惯于996，却鲜有人再问：那么代价是什么呢？

1987年开始，日本股市开始迅猛上涨，泡沫经济进入了“最后的狂欢”，那恰恰也是日本员工加班最为疯狂的日子，写字楼里挤满了通宵达旦工作的“企业战士”。

次年，第一三共推出的能量饮料Regain广告将“企业战士”的风潮推向了顶峰。广告的第一句歌词便是“能够24小时作战吗？”。 

80 年代末期大型日企纷纷开始进军海外市场，频繁海外出差的景象确实与广告中的场景十分相似。当时年仅30岁，在《英雄本色 3 》中出演何长青的演员时任三郎则用亢奋的表情和麻木的眼神将一名光荣的“企业战士”诠释得淋漓尽致。而这个广告的爆火程度更是令所有人大跌眼镜， “能够24小时作战吗？”成了年度流行语；广告歌甚至专门发行了专辑，大卖60多万张。

一切随即急转直下。

1989年12月，日经平均指数达到最高38957点后掉头下跌，日本经济泡沫开始破裂。时至92年初，日经指数跌破两万点，比起最高点时几乎腰斩。大量企业破产导致无数劳工失业，日本自此步入了“失去的二十年”。

失去了战场，战士便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但企业还在，于是“社畜”便诞生了。

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幸存的企业难以继续负担大量“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带来的高昂成本和冗员，从93年开始，日本就业市场进入了“冰河时期”，派遣雇佣的比例开始上升，新入职的员工不得不拼命加班工作以争取一个转正的机会，而侥幸逃过失业潮的“正社员”们则是在如履薄冰地保护着手中的饭碗。

在企业用工规模缩减时，让怕丢饭碗的员工们拼命加班无疑是最经济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在年功序列规则下，年资不够的年轻人还需要通过赚加班费来维持生计。

“尽管很累，但不得不996。”成了日本职场上的普遍现象。在90年代，每年因过劳而导致死亡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交通事故；毫不意外的，“过劳死”（Karoshi）这个词自然也是日本人发明的。

时至1997年，能量饮料Regain的广告词已经从“24小时战斗”变成了“用Regain来解乏”，主角也换成了当时已年近四旬的佐藤浩市，出演一名整日昏昏欲睡的中年职员。不难看出，“疲劳”已经取代“奋斗”成为了90年代日本社会新的主题。

当加班文化的大旗从“团块世代”传到了65后的“泡沫世代”手中，其最初的颜色却已然褪去。这代生于景气年代的日本人经历过资产膨胀的泡沫，又迎头遇上解雇和降薪的危机，以及望不到头的萧条。上一代团结奋斗的精神此刻在他们身上已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在拮据的经济条件和繁重的工作负荷下，不断滋生的不安与麻木。

日本员工终是为他们数十年来的“奋斗”付出了代价，那便是：996已不再是一种选择。

不少90年代出生的日本宽松世代顶着平成废物的名头，哪怕不婚不育也不愿奋斗。或许是教育改革的缘故；又或许只是因为某个深夜里，偷眼瞧见父辈那原本应是战士的背影，如今却佝偻着，好像一条狗。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日企都奉行“终身雇佣制”，也因此预埋下了劳动市场流动性差、企业负担加重、工作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爆发的种子，这固然是导致员工“社畜化”的重要原因；然而，回望过去“终身雇佣制”却是诞生于一个温情脉脉的故事。

那么，奋斗这面现在看来正确无比的旗帜，就不会有反噬的一天吗？

今年初，36岁的华为工程师加班猝死，膝下有两个不足8岁的孩子；3月，福州一位单亲爸爸在工作时猝死，留下了患有自闭症的儿子；8月，起点著名作家格子里的夜晚突发心脏病去世，时年39岁；11月，演员高以翔在录制真人秀节目时猝死，年仅35岁。

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却毫不例外地倒在了奋斗的路上。

人应该996吗，这并不是我们想要讨论的话题。只是你想得到什么，又能够付出什么，希望一些人在看过这个视频后，能够开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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