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李鸿章的正宗老师。在晚清舞台上，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关系非常微妙。

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因太平天国起义，遂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

李鸿章（1823-1901年），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磨店人。

李鸿章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正住在城南报国寺。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办团练，但效果很差，李鸿章以书生带兵，居然留下了“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还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当时，恰逢湘军三河新败，急需用人。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极为主动。不过，他也深知李鸿章才高气盛，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军务，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

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李鸿章爱睡懒觉，曾国藩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得李鸿章每日早起。李鸿章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国藩则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

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从这句话中，不能看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信任、栽培与期待。

此后，李鸿章得到曾国藩的支持，组建淮军，终成地方大员。

1872年曾国藩逝世后，李鸿章作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仍以弟子自居。

不过，权力斗争总是血淋淋的。

在曾国藩死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却没有得到李鸿章很好的对待。

曾纪泽（1839-1890年），曾国藩长子，字劼刚。曾国藩历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曾纪泽随侍乃父，对中外交涉时有所闻，感触甚深。1872年3月，曾国藩去世，曾纪泽在籍守制，抛弃其父理学、古文的衣钵，转而自学英语“久之，亦稍稍解英国语言文字”。

光绪四年（1878年），曾纪泽承袭侯封，翌年“奉旨赏戴花翎”，接替郭嵩焘为驻英、法公使。1880年奉命兼充驻俄公使，赴俄重开谈判，经过反复辩论，否定了崇厚签定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收回了伊犁地区及特克斯河流域，声誉鹊起。

在与俄国谈判之事上，李鸿章就多次和曾纪泽发生矛盾。曾纪泽奉命使俄之初，在伦敦致书李鸿章，谈了他关于是否收回伊犁、沙俄当时军事、政治形势、英、俄之间的关系与一旦中俄交兵的利害关系等等。李鸿章极力反对曾纪泽说的“与俄决裂，不至大有伤害”的论点。他说：“俄将高福满节制西路各回部，最喜用武。上年地山议约时，俄君调回与谋，伊欲与左公决战，不愿送还伊犁，其君相因贪通商、分界各便宜，破众论而许之。今废此约，正合高福满之意。”又且西陲边境左宗棠部张曜、刘锦棠等部各万人，“饥疲已甚”，已成强弩之末，一旦开仗，首尾未能兼顾，设有蹉跌，再失数城，全局即虞震动。左公衰毛，好为大言，究其军实饷糈，素为俄人所蔑视。”他直接责备曾纪泽附和左宗棠准备武力收回伊犁的观点。

双方的矛盾，在中法战争期间得到大爆发。

19世纪80年代，法国入侵清朝藩属国越南，然后侵入中国的广西、云南。中、法之间的外交活动频繁起来。清政府以李鸿章主持中法交涉事宜。当时，曾纪泽是驻英、法公使，直接参与了中法交涉。在中法交涉、以至整个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自始主张对法妥协求和，曾纪泽则一贯主张对法强硬交涉。

法国政府深感曾纪泽在谈判时的强硬，遂绕过他直接找李鸿章谈判。曾纪泽在法国外交处境的日益艰难，1883年7月上旬，他致两江总督左宗棠说：中法交涉，“每下愈况，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纪泽不见礼于法庭久矣，一腔愤血，何处可洒！刻下无他技能，惟向英、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府。”

曾纪泽深知李鸿章隐持外交大权，足以左右中法交涉，为了争取李鸿章转变其立场，1883年致书李鸿章说：“法人之性，欺软怕硬，……轻于发端，怠于持久。吾华备战愈显，则了事愈易。……某思于此数端者，是以始终坚持备战之议”。

不料，李鸿章对曾纪泽的做法不以为然。他指责曾纪泽“因法廷不理，多为愤激之谈，而所拟新报解散各国劝说，茫若捕风”。1884年4月20日，李鸿章密函总理衙门，要求撤去曾纪泽驻法国公使职务。至于原因，就是曾纪泽在报刊上抨击法国，“法议院闻之，愤怒至不可忍，竟欲倾国之力以与为难”。经过他这样的奏报，曾纪泽竟变成了中法战争的祸首了。李鸿章又说，现在即将与法国人福禄诺谈和，福禄诺来函中谓：“曾侯一日不调开，法国一日不与中国商议此事。盖怨毒之于人深矣”。

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4月28日，明令曾纪泽毋庸兼驻法国使臣，另以驻德公使李凤苞署理驻法使臣。5月1日，李鸿章致电李凤苞说：你是“奉旨兼署，与由公使派委不同，岂能认为曾委？此事应无庸议。越事枢纽全在敝处，丹崖能通消息，不至如曾之不和耳”。

值得注意的是，撤去曾纪泽驻法公使的职务不是孤立的事件。1884年2月，李鸿章运用其谋略，也迫使左宗棠辞去两江总督。

撤去驻法公使职务后，曾纪泽致书其叔父曾国荃说：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订立简明条约，“于是生出谅山一波……受骗至此，可胜浩叹”。撤除驻法公使职务，“侄于公事，则一腔愤血，寝馈难安。至于私情，则不惟不怨李相，且深感之。向使侄留巴黎，而吾华订此条约，侄亦无可如何，而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

1885年10月，清政府命曾纪泽为海军衙门帮办，曾纪泽颇为喜悦，认为这是朝廷对他的“高天厚地之恩”。1886年11月底曾纪泽回国，12月23日观见皇太后时，“知纪泽已奉派总理衙门”，也就是说还未到海军衙门报到，就已被李鸿章逐出了海军衙门。1887年2月15日，曾纪泽又奉命调补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翌年夏调管库大臣。1888年春，奉调管同文馆事务，以迄于1890年曾纪泽困死于同文馆。曾纪泽回国后，不断调换衙门，越调越次要，权力也越小，最后被打入冷宫。

那么究竟谁在一路打击排挤打击曾纪泽呢？据淮系大将、位至四川总督刘秉璋的儿子刘体仁著《异辞录》载：“曾纪泽回国后醇亲王奕譞屡以惠敏（曾纪泽死后谥惠敏）位置为问。文忠曰：‘徐之以老其才’。惠敏困于译署郁郁而卒，病中颇怼文忠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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