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非常道毕延河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英雄，虎门硝烟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编写《四洲志》，是清朝“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
博尔济吉特·琦善，鸦片战争主和派代表人物，在历史上一直被视为打击林则徐，主张投降，私自割让香港予英国的卖国贼汉奸。
民国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对林则徐和琦善做了重新做了评价。蒋廷黻认为林则徐仅仅只是旧时代的精英，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的被革职使他逃过了“千古罪人”的骂名，十足幸运！蒋廷黻认为琦善与义律签订《穿鼻条约》是其外交的结晶，并认为他在鸦片战争的外交方面远超时人，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明白。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称赞琦善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蒋廷黻破除了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单纯以脸谱化的认知。
蒋廷黻认为有两个林则徐，一是士大夫眼中之林则徐，一是真实的林则徐。士大夫眼中的林则徐，百战百胜，洋人闻其名而丧胆，可惜奸臣琦善收受英人贿赂，致林去职，局面遂不可收拾。其实，真实的林则徐彼时已然觉悟：我方军器、实力皆远逊于西。他竭力买外国炮、外国船，且派人翻译外国刊物。他在广东搜集到的大量资料，后来都给了魏源，魏氏据之撰成《海国图志》。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并不为过。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是一个典型的晚清士大夫形象，是如此矛盾而悲剧的一个人。他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正气凛然，清廉正直。而他又如其他士大夫一样，被清议制约，重个人名誉过于重国家前途。他空谈而高调，只知抵御夷族的方法是“民心可用”，却提不出具体的、确切的措施；他自私自保，在广东目睹了西洋的利抢利炮，深知一味“剿夷”中国将没有出路，却不敢违背当时清议而牺牲自己名誉，勇敢提出改革主张。
在蒋廷黻眼里，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被革职是他的幸运，却是民族的大不幸。以中国的战争设备，来对抗西人近代化的洋枪洋炮，其结果必是以卵击石，主剿的林则徐如果不被革职，将看着中国的军队败在夷族脚下，他将代替琦善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他的被革职使他逃过了“千古罪人”的骂名，十足幸运！而如果林则徐没有被革职呢？他将必然输掉鸦片战争，而他的战败将引起巨大的震动，震醒还在天朝睡梦中的国人，中国的维新变革或将提前几十年。
蒋廷黻于在《中国近代史》的开篇总论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蒋廷黻在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时说：“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蒋廷黻是以是否有利于近代化的历史眼光来评点人物的，所以蒋廷黻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对琦善的外交是基本给予肯定的，认为“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一是尊重英国人；二是基于中英实力的悬殊而坚持以交涉的方式来结束冲突，堪称“中国第一任外交总长”；三是当谈判破裂后，签订了一个实际上令英国政府极为不满的《穿鼻草约》，与后来的《南京条约》相比，这是“琦善外交上的大胜利”。
茅海建于 1995 年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的绪论中进一步对琦善进行了较为深刻地分析和评价：
（1）琦善没有卖国动机；
（2）琦善并非“弛禁派”，实则只是反对“严禁派”的“吸食论死”的主张；
（3）琦善并没有打击林则徐，也没有投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琦善有打击和构陷林则徐的行为，主和也并不等于投降；
（4）琦善在广东军事防守不利方面，更主要且直接的原因在于清朝军制以及武器装备的落后；
（5）琦善没有私许香港，没有《穿鼻草约》。
茅海建的结论就是“我以为，在处理鸦片战争时的中英关系上，琦善只不过是‘天朝’中一名无知的官员而已。”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的软肋是过于顾惜“羽毛”，为“士林清誉”而惧受“清议”指摘，无勇气登高一呼而醒世人，感叹“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借此保存了。”
蒋廷黻道德批评建立在假设之上，的确有失公正，凭什么认为林则徐一定战败，而且一定是林则徐去签《南京条约》而变成千古罪人呢！关天培邓世昌不都是战败的民族英雄吗？琦善是个典型的武器决定论者，既然武器不如人就没有打的必要了，这和民国时候的低调俱乐部没什么区别。落后不是投降的理由，一个国家的精神和士气才是基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对于盲目自大麻木不仁的大清朝来说，林则徐和琦善注定都是牺牲品。
林则徐是人不是神，他不可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性。蒋廷黻在著作中说：“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蒋廷黻这是在苛求于古人了，苛求于林则徐。林则徐能叫醒那个时代的人吗？根本就不可能，魏源根据林则徐的资料汇编而成的《海国图志》在国内是无人过问，却启蒙了日本人。同时代比林则徐更有学识更有开放眼光的徐继畲写的《瀛环志略》,书中对西方世界的叙述和评论立刻招致了满清守旧权贵的弹劾攻击，很多人视其为离经叛道，就连曾国藩都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
蒋廷黻既希望林则徐是虎门销烟的英雄，又希望林则徐是维新变法的先驱，还希望林则徐打败仗刺激大清朝的觉醒，使中国提前近代化二十年，想法很丰满，历史很残酷，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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