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即将实现以“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为内涵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崛起中的现代化强国，为谋求未来进一步发展，我国应更加重视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以便深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通过国际比较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借鉴。
事实上，欧美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一般所谓的“西方模式”只是欧美国家差异性中的“共同性”。这些共同点在于：这些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一般都经历过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过程;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制度;以持续的对外扩张建立殖民地或海外霸权、控制世界市场和资源;信奉个人主义的理念。但是，这些共同性是由差异性构成的。没有欧美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制度、理论和文化上的差异性进行深入研究，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模式”。
多年来，学界的研究过于偏重英美模式，新自由主义理论在国内影响很大。我们对国外经验的借鉴需要更加全面，欧洲大陆很多国家虽然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但他们的政治经济体制和英美有较大不同，如“莱茵模式”的社会市场经济和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他们的经验也应该关注。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功，我们急需对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理论的总结和提升。这就要求我们加深对西方不同体制模式和发展轨迹的认识，同时也有条件以更坚实的基础、更为宏大的眼界，进行中西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为此，拟从发展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对欧美国家的不同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从这个视角分析我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的特性，讲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故事”，为强化我国的“四个自信”提供学术支持。
本着这个出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4月4日召开了“欧美模式比较研讨会”。会议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孔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主持，来自各研究单位和大学的多位专家到会并进行了深入讨论。
田德文[1]认为，对欧洲和美国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五种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也称英美模式)，莱茵模式(欧洲大陆荷兰、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模式，南欧模式、中东欧模式;并设定从道路、制度、理论、文化等四个方面的比较框架。
总体来看，在政治体制方面，欧洲国家不同于美国的三权制衡，各国具体民主制度各不相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如政府调控的强弱、国有企业的地位、社会政策等方面也有明显不同，各国的经济政策前后也有变化。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欧洲不占优，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面不大。
欧美政治体制的多样性
英国和美国都是典型的两党制议会体制。从政府决策机制的角度看，美国是两党制议会下的总统制，总统和议会分开选举，由总统组阁执政，议会对总统形成制衡关系。英国则是两党制议会下的首相制，议会选举长期实行“简单多数制”，由多数党领袖做首相，从而形成集权程度很高的“议会制”政府。但从卡梅伦到梅这两届政府都是联合政府。
“莱茵模式”国家大体是多党制议会，但各国间有显著差别。德国采用“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产生多党制议会，议会产生政府，多数情况下由多党联合政府执政，总理是议会多数党或多数党执政联盟的领袖。德国议会由传统大党构成(得票在5%以下的党不能进入议会)，多数党联盟在议会是稳定多数，政府较稳定。
法国的政治制度经历几次重大变化，目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采取总统全民普选和“两轮单记名”选举议员的“半总统半议会”制。总统有权最终决策，议会很难反对总统的决定。
北欧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典型的两党议会制政府，首相权力较小。议会一般都有社民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这些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由社民党主导，近年逐渐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格局。
南欧国家是多党制联合政府，议会中的党派比较分散，其中包括激进的右翼政党，故很难组成多数派的联合政府，总理换届频繁，国家决策能力低。中东欧国家在苏东解体之后走上了多党制道路，但政治制度尚不成熟。
经济制度：英美模式和莱茵模式
美国采取以私有经济为主体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垄断性大企业在国家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和英国分别实施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英美经济模式”的代表性国家。近30年推行经济自由化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出现种种问题，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但仍占有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欧洲大陆有悠久的社会主义运动传统，欧洲各国实行不同程度的“混合经济”，称之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特点是国有经济的地位高于英美;重视宏观调控(有的国家实行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重视社会公益和社会福利事业，公共资源的投入较多向住房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倾斜;一些国家的农业政策鼓励合作社经济;用法律保障工人在企业管理中的位置。崔之元[2]介绍：例如德国的《共同决定法》规定，2000人以上企业的监事会，50%以上的成员必须是本企业职工。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19年的《魏玛宪法》，当时德国政府在国内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下，经济民主的概念写入了宪法，到1976年又发展为《共同决定法》，从而在国民经济的一次分配中体现了“劳动产权”概念，照顾了广大职工群众的利益，而一次分配体现了经济基本制度特点。对照德国，我们在一次分配中应该做得更好。
20世纪80年代之后，因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欧洲一些国家过于优越的福利制度陷入危机，试图推行国家“后撤”的改革，但这一改革的推进迟缓。
黄平指出，欧洲各国资本主义崛起的典型道路，是通过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同时对外军事经济扩张，形成各自的殖民经济体系，攫取金钱、资源和控制市场。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的斗争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此后被整合进由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美国则是由殖民地的新资产阶级起来推翻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建立合众国，逐步对外扩张，最终取代英国成为头号现代化强国，并携其西方盟友主导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秩序。
田德文认为，从500多年前开始的全球化过程至今，真正成为世界性强国和成为全球体系主导者的，只有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即英美模式。其基本原因是它们所构筑的世界体系不仅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体系，同时也向海外移植了这个生产体系所需要的一套制度。莱茵模式是不成功的国际霸权挑战者，比如德国法国都受到周边强国的制约，且引领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落伍。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影响力一般不超过欧洲，南欧自从“地理大发现”后失去了国际贸易的中心地位，而中东欧国家处于强国的夹缝中。
有学者指出，研究欧美崛起的历史，不能忽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作用，包括殖民主义历史中罪恶的奴隶贩卖和奴隶制。如果就一个国家或某种模式是讲不清楚这个问题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从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而西方学术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忽略自己历史中的战争、暴力、侵略、殖民问题，只是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角度研究一国的内部怎样完善和“改变”;西方的崛起似乎只来自理性化、民主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保制度等因素。当年英法美等帝国主义是以炮舰政策作后盾、用枪炮开道推行的“自由”贸易。法国到现在还在海外一些地方收殖民税;一些很不起眼的小国当年在海外殖民中也起了很不光彩的作用，如20世纪60年代比利时在非洲的残暴镇压。这些历史污点在它们的崛起过程中是不能抹平的。英国1832年通过“赎买”政策，在大英帝国范围内废除了奴隶制，付给原奴隶主的补偿费用占当时英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林肯解放奴隶是在南北战争后实现的，那场战争死了70万人。
把这些因素说清楚，就更加凸显了中国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中国的崛起是在不搞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掠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越性。
欧洲的自由主义、社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
欧洲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理论的发源地(英国可作为典型代表)，同时又有与之抗衡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传统。美国的两大政党尽管在政策主张上有偏左偏右之分，但在意识形态上都奉行自由主义。欧美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与其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有紧密的联系，并不存在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普遍的“西方理论”。
英美模式：个人主义和保守主义
田德文指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主导理论是个人主义，认为社会是由个人所组成，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组成自治性社会组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个人主义贯穿了他们的价值观，且深刻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美国尤其崇尚个人自由为立国之本，你很难用某种理由说服一个美国人为了某种主义去献身。美国个人主义与欧洲大陆“社团主义”的区别，在于美国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自由。
在国家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偏向保守主义和改良主义，更主张通过改良或保守的方式、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莱茵模式：社团主义
莱茵模式的主导理论基本上是社团主义(中国也有人译作合作主义)，它强调不同的人群组成群体，在这个群体的基础上再组合成社会，个人的地位相对弱化。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也有很大的差别。
由于莱茵模式是建立在社团主义基础上，它的政治理论在激进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摇摆。南欧国家的激进主义有当前希腊执政的激进主义联盟、意大利正在兴起的五星运动，和莱茵模式的政治倾向本质上是相通的。中东欧国家的发展模式和莱茵模式也很相似。
黄平指出，欧洲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或多或少地保持了封建制下形成的“社团主义”文化因素，各行业工会、各地区自治机构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形成了当代“社团主义”的文化氛围。欧洲社团主义是经过整合的个人主义，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社团主义的影响。南欧国家也是社团主义占优势，但很大程度上是碎片化的社团主义。
北欧模式：社会民主主义
北欧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它强调在个人的基础上直接组成社会。南欧理论跟莱茵模式有相似之处。中东欧在历史上有强大集体主义传统。北欧的互助模式则形成了一种强团结模式，这是它的社会民主主义制度的基础。在政治主张上，北欧国家更多倾向于改良主义，但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改良主义。
欧洲的国家理论的渊源
孔元[3]认为：欧洲的民族国家生长的早期阶段，由于大部分是国王统治，所以他们在论证权力和法的关系时，既强调国王要受法的控制，也强调权力包含的伦理色彩即“德治”，即国王作为一个积极的、有德性的统治者在政治过程中扮演的作用和对政府的控制。并且他们往往把基督教的理由带入，认为有一种神圣的东西使国王有能力超脱法律的约束。
19世纪以来，欧洲人对民族国家问题有几种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一种是英国方式，既当今流行的法治、宪政、财产权等等。第二种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启的平等人权等理念，被认为具有激进民主甚至无政府主义色彩。第三个是德国强调序列和归属的带有历史主义色彩的理念。
欧美政治观念的分野
西方规范社会的主要因素是三方面：宗教、道德和法律。法律是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本质是资产阶级需要一个确定性。美国强调的法治和“法权”的法治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欧洲和美国的差别很大。
英国的社会阶层是长期固化的，几百年来贵族和中低阶层没有流动，这跟法国很不一样，但这也是自由派最喜欢英美模式的原因。其实没有经历过社会大变动的民族，很难具有充分的现代性。
美国没有经历过深刻的社会革命，它正面临着社会裂痕扩大及文化内战等历史考验。当代美国民主的危机本质上是社会危机，因为它缺少一个有自主性的国家机器来协调管理全社会。2016年前美国主流学者都认为应该有一个强力总统，但特朗普上台后，他们的信心彻底瓦解了。
魏南枝[4]指出，基督教对于欧洲特别重要。基督教流行之前，古罗马社会阶层等级森严，而基督教让奴隶和公民、男人和女人、本国人和外国人在教内享有平等的地位，所以罗马后来被它臣服。在一些欧洲人看来，基督教是欧洲的第一次社会革命，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革命，因为马克思主义主张突破财产的限制，让所有人具有公民资格，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有力的感召力。
我们讲中国故事，可以结合西方人的历史来讲。我们是从不断取消或减少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差别和限制中走过来的，这是我们的优势，而这个优势是跟我们近代的社会革命密切联系的。
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正面临重大变化。比较欧美模式，最需要回答的是我们的道路选择，为什么不搞新自由主义，也不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
新自由主义正在动摇
崔之元指出，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始于1979-1980年撒切尔、里根推行私有化和市场化政策，他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影响了苏联和东欧的巨大变化。但新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西方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正在动摇。在美国，特朗普利用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争取白人工人选民;欧洲各国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党先后执政。比如意大利的五星运动主张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政府给所有人一笔少量补贴，失业者适当追加)。现在左右翼民粹主义有形成联盟的趋势。
关于民主社会主义
张顺宏[5]认为，关于民主社会主义，它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人民民主。一是它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当然就不能搞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它主张多党制，不能保证共产党执政。第三，它主张私有制，当国家以私有制为主体，那么它的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都会掌控在富人的手里，所以资本家不反对民主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向这个方面走，要防止这种思潮对我们改革开放的影响。
英共网站最近有一篇文章指出：在意大利、德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荷兰这些具有强大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由于近期推行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实行紧缩经济政策，影响了工人阶级的福利，社会民主党的吸引力和社会支持率正在降低，整个欧盟的社会民主主义基础正在被摧毁。
信息时代的全球权力分化
魏南枝认为，在世界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国家的模式之间的差异可能被缩小，国家间的冲突可能加大。例如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人的权力的差异在不断扩大。这次Facebook数据泄露事件表明，多数人不但财产权利在萎缩，知情权、参与权也在萎缩。权力逐渐集中到掌握了资本和信息的一小部分人手中，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中产阶级的地位在下降甚至被控制，其本质是再度出现少部分人的贵族化和大部分人的被奴隶化。
欧洲当前面临的困境
欧盟内部正面临种种麻烦：如欧债问题、难民问题，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实力差距拉大以及福利制度面临危机，此起彼伏的社会动荡等。
白钢[6]指出，从资本的角度看，欧洲最强有力的、能够左右欧洲命运的资本集团，是金融集团、资源集团和制造业集团。这和欧洲200年前的格局没有太多变化，它的互联网集团及相关的金融集团发展迟缓。这决定了它的产业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几乎不可逆地被边缘化。美国在信息领域的资本集团的力量则始终在增长，其制造业虽在衰落，但这不意味着其本地大公司总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会自然衰落。
在社会层面，欧洲现有的社会共识和文化共识与其多元主义的精巧结合，形成了它的话语优势和持续的文化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它的社会共识尽管在精英层仍有高度认同，但在民众中，这一共识在不断地被弱化甚至瓦解，这和美国的情况类似。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欧洲愈益严重的“伊斯兰化”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刚刚开始，因为在政教分离的欧洲，宗教是其社会共识的重要部分，而这一共识正在受到挑战。
人类历史上不同时代文明的发展，主导力量的转换是此起彼伏的。观察欧洲问题，要在新旧世界体系交替这样一个大历史格局中，分析欧洲现在的状况，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以及其中所呈现的意义。
这个历史背景不仅仅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动摇和失效。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1000多年，西方文明相对于东方处于落后地位，处于相对边缘地位。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酝酿、成熟，进行了一次世界趋势意义上的大逆转，上升为世界主导性力量，构筑了以它为核心的新的世界体系，以及相应的世界历史的表述体系。而现在又一次到了大的转变的节点，可以说这是东西方格局的决定性的逆转。
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参考价值
欧洲是16世纪以来世界体系规则的制订者和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尽管它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被边缘化，但它几百年的知识积累，它的教养和历史智慧，以及对特定领域规则的深刻理解，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例如，从已有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并形成一个正确的世界历史叙事和视野、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体系以及表述体系，这是欧洲过去500年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当代中国在经济实力上已经很强大，但与已有的话语权则显得高度不匹配——“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信”。要在话语权方面实现超越需要更长的时间。现在中国解释自己的历史还是沿用西方话语体系，未来要做的，不仅是用自己的话语解释自己的历史，而且要解释包括欧洲在内的各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历史。
经过百年奋争，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共和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没有走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的老路，依靠本国人民团结奋斗，走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张顺洪指出，中国和欧美国家的区别是根本制度的区别。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欧美国家一般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党执政与多党合作、人民当家作主，欧美国家基本上是资本主义两党(多党)轮流执政、本质是富人当家作主;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欧美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占主体地位(个别国家公有制成分高一些)。在经济政策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更具有规划性和连续性，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
欧美资产阶级对维护现有制度有很高自觉性，制度的稳定因素较强。欧美经济是高度竞争性的，这使资本主义能保持较强的经济活力，科学技术不断发展更新。维护性和竞争性是资本主义得以生存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产生了一些富人，他们中有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有人不认同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贯彻统一战线方针，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党的周围，但必须处理好人民当家作主与统一战线的关系，这是一个大问题。
“修昔底德陷阱”是遏制中国崛起的话语陷阱
章永乐[7]指出，100年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利益之争，也涉及到模式与道路之争。不同的历史条件以及资本主义固有的发展不平衡，在欧洲产生出了不同的模式与道路，也相应地出现了不同的话语表达。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意即崛起的强权挑战守成霸权，将可能引发激烈对抗。他在论证中就是用德国挑战英国作为例证。今天有一批西方学者把中国比作德国，把美国比作英国;并牵强附会地论证，说美国是英国模式的继承者，中国是德国模式的继承者，中国对美国的挑战注定要失败。
今天西方人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企图将中国比作20世纪初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形象，即一个威权主义的、重商主义的，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形象;与之相对立的则是崇尚自由贸易、自由民主的形象。但最近特朗普发起了贸易战，美国的自由贸易形象正在破灭。他们会更多地把话语转向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批判，煽动人们对所谓“威权主义”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渐强盛，西方人无法在经济层面攻击中国，就会更多地在政治方面对中国进行攻击。
中国和西方模式比较：摆脱“趋同论”
王绍光[8]指出，欧洲人的意识中有种倾向，跟我们提倡的“和而不同”相反，可称作“同而后和”。你先要跟我差不多，然后才能跟你“和”。所以欧洲学术界会提出“趋同”这一命题。按照他们的眼光，欧洲工业革命前的世界，所有民族大体处于同样的低生产力水平，欧美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拉大了和落后国家的距离，形成世界的“大分流”。二战之后到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衰落，世界再次向新自由主义趋同，所以有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世界趋同”说得到国内自由派的响应，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全部归功于学习欧美模式。但随着当代中国和东方的崛起，欧洲人自己也在困惑，是否自己的模式和理论出了问题。
了解了西方人的话语体系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能形成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表达：我们不否定西方人的发展理论，但我们的理论也能解释得通。习近平最近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提倡“和而不同”，这非常重要，人类还有不同于西方的多种发展模式。这样就可以和“趋同-分流”的话语体系区分。这是我们做欧美模式比较和西方与中国模式比较的意义所在。
对不同模式的评价要有历史的视野
王湘穗[9]认为，所谓模式，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以及在其上产生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不同的模式走到今天，有其具体的基础和历史演变轨迹，它也将不断地发展变化。
评价不同模式成功或不成功的标准，不应抽象地对之进行肯定或否定，关键在于这个模式是否适用于特定国家(民族)当时的环境和历史演变趋势。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最大的成功是把全世界大部分资源为自己所用，但如果从全世界70亿人的角度看，那个模式就没有合理性。
道路自信肯定要遇到道路孰优孰劣之争的问题。比如一些人认为中国模式不合理，只有跟西方接轨才有出路。但争论不能仅凭直觉观察，各国今天的制度都是经历了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变，所谓合理就是和今天的情况相适宜。西方不同主导性模式的交替不过百年，你对它评价用什么时间尺度也是问题。有人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评价高，但莱茵模式至少适应德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未来如何发展还不好定论。
所以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不是要替代或颠覆哪一类模式。我们主张“和而不同”的合理性。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比如中国可耕地面积和水资源相当于全球的7%，却养活了占全球19%人口。中国的发展模式可能更与人类长远发展利益相符。中国模式的长久竞争力就体现在这里。
¨ 这是2017 年4 月4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召集的“欧美模式比较”研讨会综述。
[1] 田德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研究员。
[2]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3] 孔元，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博士后。
[4] 魏南枝，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5] 张顺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6] 白钢，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7]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8]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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