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F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0)11-0067-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新的工业革命将深刻重塑人类社会”,要“前瞻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发展数字经济”。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异军突起,加速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变革正在重塑创新生态,推动创新主体多元化、创新要素数据化、创新组织网络化、创新方式开放化。北京应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优化创新生态,发展数字经济,推进向创新型经济转型。
数字经济成为发展新引擎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主导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和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正在加速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革,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成为产业变革的主旋律,数字经济正在突破时空局限和产业界限,打破传统企业边界和成长规律,颠覆传统商业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加速向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渗透和覆盖,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近年来,我国数字技术发展尤为活跃,向生产生活领域和公共治理领域广泛渗透,数字经济迅速崛起,成为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我国已成为数字技术投资大国,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数字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位居全球前茅,孕育全球三分之一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移动支付规模居全球第一,7家互联网企业市值跻身全球20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7月3日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为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6.2%,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明显增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零售、线上教育、远程办公、视频会议等,进一步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应用,丰富5G应用场景,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新路径。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制造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造成严重冲击,但同时也倒逼制造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当前,各地都在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建设,推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促进从研发设计、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到销售服务等全流程数字化转型,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制造业数字化应用生态正在加快形成。
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普及。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以无接触服务等为代表的新业态、新模式迅速兴起,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服务业线下场景线上化,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明显加快。当前,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已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近四分之一,线上服务等新业态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并推动零售、配送和服务等业务流程全链条数字化,为服务业创新发展开辟新路径。
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日趋成熟。近年来,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面向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当前,以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企业加快金融科技布局,并在网络支付等领域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传统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科技应用,加快银行借贷、支付清算、理财等业务数字化转型,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快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智慧城市、智能交通、农产品供应链、物流配送、灾难预警、应急灾备、信息溯源等领域数字化应用迅速发展。当前,各地积极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加快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和数字社区建设,推进“一网通管”“一网通办”,促进公共服务更加便捷、智能和高效。
与此同时,我国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加工与运用能力,为数字化转型和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强大支撑。
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将迎来新一轮创新高潮,数字化转型将构建新的产业生态,重新定义全球分工和比较优势,形成更强大的创新活力。我们应顺势而为,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占领数字经济时代国际竞争制高点,这不仅将创造大量投资机会,有效拓展国内需求,还将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为经济发展构筑新优势。
发展数字经济将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我国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呈现结构性减速。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技术扩散和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可以使我国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从而突破产业结构服务化带来的结构性减速,释放仍然存在的追赶潜能,为经济发展拓展新空间。
发展数字经济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迫切需要找准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经济效率,更重要的是能够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孕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产业转型升级开辟新路径。
发展数字经济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将激活创新生态,大幅减少中间环节,突破时空约束,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盈利水平,减缓资源环境压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要素投入产出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数字化转型重塑创新生态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推动更多主体参与到创新过程,数据成为创新的关键要素,基于网络的创新平台催生新的创新模式,创新过程更加开放,这些变化将重塑创新生态。
创新主体多元化。数字技术重塑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用户、用户与用户之间的关系,将用户的参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推动创新主体多元化,生产者主导的创新活动转向用户广泛参与的创新过程,在增加创新成果来源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创新成本,自下而上的创新活动占比明显增加,研发活动的产学研融合不断深化,多元创新主体共同参与成为新的创新模式。
创新要素数据化。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提升了创新主体的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和应用能力,为创新主体全面获取各种数据提供了技术支撑,使得数据资源日益成为创新的关键要素,大数据深度分析持续创造新的价值。网络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数据要素流动性,数据规模、数据加工和数据处理能力成为决定创新效率的关键,推动创新组织和分工进一步细化深化。
创新组织平台化。基于网络的创新平台为创新主体提供了公平交流、共同创造和分享价值的环境。数字化平台的功能已从单纯提供连接或匹配,升级到了集聚整合创新资源并重构价值链。梅特卡夫定律表明,网络价值与用户数的平方成正比。网络参与者越多,集聚的数字资源越多,网络效应和网络价值就越大。创新网络的示范效应会吸引更多用户参与,不断强化平台创新的功能。
创新方式开放化。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在市场需求趋同、信息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具有优势,但在响应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以及应对不确定性方面明显不足。数字化创新,推动创新模式从传统的以技术发展为导向、以科研人员为主体、以实验室为载体的创新活动,转向以用户为中心、多元主体参与、更大范围合作为特点的开放式创新,产生了平台创新、协同创新、参与式创新等创新模式,推动创新方式更加开放。
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培育创新型经济
在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科技创新日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活力日益成为城市的主要标志,人力资本、知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城市的核心功能,生成和扩散新知识的能力日益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2019年研发投入强度达到6%左右,技术合同成交额近5700亿元,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13.1%,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城一区”主平台建设加快推进,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为引领的高精尖产业发展初具规模。抓住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机遇,培育创新生态,加快向创新型经济转型,关系到北京未来的发展位势。
加快更新创新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在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和数字化转型加快的背景下,要由传统的创新理念向数字化背景下的创新理念转变。在创新主体上,从大企业主导向大中小企业共同参与转变;在要素配置上,从重视资金投入向资金、技术、数据、人才融合配置转变;在技术来源上,由引进技术、节点创新向原始创新、系统创新转变;在创新重点上,由产品设计、功能提升向基础研究、底层技术研发转变;在创新管理上,由“自上而下”的政策补贴型创新向“自下而上”的市场主体协同创新转变。
培育数字化创新生态。新型基础设施是建设数字化创新生态的支撑。要加快5G、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社会数字化水平。以工业互联网、车联网为重点推进垂直行业场景应用,建设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创新平台,集中推出“AI+医疗”“AI+政务”等一批应用场景。发挥龙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和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提升。
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北京要勇当我国科技创新的排头兵,提供更多的高水平科技供给。要建立针对“卡脖子”技术的跨学科攻关机制,完善项目遴选和动态竞争机制,强化高端芯片、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兴前沿领域加快布局,在关键和核心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是经济竞争力的核心载体。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广泛应用先进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促进形成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消费互联网领先优势,提升服务业数字化水平。
发展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创新型经济,需要打破线性研发流程,形成系统性创新模式。要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多方主体联合建立新型研发机构,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新研发平台。支持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大企业建立企业研究院,支持龙头企业通过供应链关联协作,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和社会化资源协同推进研发创新,实现创新产品共创。
吸引用好顶尖人才。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要素。探索创建符合国际惯例的人才引进机制,吸引高端领军人才及其团队,形成人才、技术、项目和产业联动机制。建立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特区”机制。推进“产学研用+金融”协同创新机制。创新政府科技财政管理,设立财政支持海外人才创新创业的专项资金。
优化创新政策环境。进入前沿创新阶段,技术进步和产业创新的不确定性增大,需要鼓励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探索创新方向。更多运用普惠化、功能性创新政策,避免简单以企业规模、盈利状况、专利数量等设置政策门槛,构建以竞争中性为原则的政策环境,减少选择性政策的“挤出”效应,提高政策公平性。强化科技成果的产权激励,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激发科技人员的创新潜力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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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一鸣,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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