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经济是指不以三维物质材料，而以数码材料为对象来加工、生产、交换和消费形成的均衡收敛过程及其资源配置关系的总和。本文从过去40年大车间生产模式变化导致国民经济体系变革视角入手，讨论数字联网共享经济的孕育过程，在此基础上讨论数字替代经济和数字创造经济及数字公共品含义，给出数字经济的路径展开机理，及我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经济 数字替代经济 数字创造经济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在最一般意义上，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依靠人和动物的体力，对太阳、土地及自然资源的再生能力进行初级整合式生产，工业经济——依靠化石能源和机械动力，在车间内进行精细化复杂批量生产之后，人类向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智能智慧经济——依靠人和联网资源的组合动力，在“空-天-地”一体化半径内，在“宇观-宏观-微观”绵密空间内进行生产，并向更高业态迈进的第三次经济革命。
数字经济孕育于大车间生产植入数字联网，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大车间经济植入数字联网
1980年代以后，微机主导的初级智能机器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几乎进入了传统车间生产的各个工艺环节。随着“人-机”主体优化车间上下道工艺顺序带来成本节约和效率增加，车间和车间、车间和总部，甚至总部和总部之间的信息传输通量和效能大大增加了。当时，人们称这种新生产方式的特征为自动化或信息化生产。
当时，过度关注车间经济向自动化和信息化过渡的学者们没有注意到，“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生产不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是往生向一个新时代的短暂中间环节。20世纪超大企业的形成，微软、戴尔、甲骨文、思科、松下、索尼、三星、联想、方正、联发科、台积电、富士康等都是大车间制造时代的辉煌成名者，也是迈向一个全新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献祭者。
这些横跨世界各大洲的的企业集团，也是一个个从时代引领者走向常态单元化经营的生产者，其日常运营模式逐渐积淀集聚到核心，形成了极为复杂的治理结构。巨大的车间生产方式积淀日益深入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谁能完成“惊险的一跃”，满足将要占引世界主流生活方式的新消费者群体，跳上新时代核心企业的台阶呢？
随着“大车间-自动化-长流水线”生产向“信息化-短流水线-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变化，20世纪的超大企业集团进入21世纪后表现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不适应。一个典型的观察事实是，大车间时代的制造经济，沿着其上下道工序顺序两两整合完备后，在车间生产的终端派生出了物流和采购（Logistic and Purchasing），供应链管理（Supply-chain Management）和整合信息技术（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三个相对独立的业态环节。原来异常繁复的专业性车间工艺顺序及技艺，变成了行业常识；老八级工师傅带高徒的百年制度“敷设”，被无形的通用资源数字管理网格替代了。上述三个相对独立的生产环节，将车间内上百个甚至数百个生产环节变为一个“黑箱”，不仅车间和车间，连厂商自己在更大的全球供应链网络上，也变成了与另一个厂商联结的“黑箱”。
以电脑生产方式为例，厂商和商场之间，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产网络。网络和网络之间，将原来数百万个甚至数千万个生产实体编制成一个个纵向整合和横向整合的网络网格。生产网络变得绵密化了，信息通量变得海量、天量化了。在网络网格运营管理意义上，信息的反馈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为重要，低时延成为共享信息的标准配备。共享的观察性特征具有了经济效益提高的经济学含义。
在数码联结、物流配送及整合信息技术加持下，厂商总部和总部集聚的产业园区，甚至跨区跨境的园区和园区之间，在出口加工区、经济开发区、物流园区、产业园区和自由贸易港口之间的业务联系，因车间后三个相对独立的业态环节连接在了一起。“连接-联结”的重要性甚至成了技术突破上的形而上学高端问题。
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在相应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经济观察家还惊讶地发现，生产方式变化后，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了。在1980年代，车间制成品还是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以及少数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消费者才能分享得到的“奢侈品”。手表、家电、汽车、家纺、电器、电脑、终端等主流生活用品和办公用品，对全世界绝大多是人口来说，多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技术贵族物。
短短几十年间，那些昔日的工业技术“奢侈品”，纷纷“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当电脑、流水线和高速自动化技术注入流水线后，产品几乎可以超越全球人口规模地大批量制造。高效信息处理技术和数据分析，使得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快捷地反馈到车间制造者的手边。投资潮涌式地迭进，消费排浪式地扑来，类似于“伦敦-巴黎-纽约”城市聚类的新城市在世界范围层出不穷。
数字经济三议：数字替代经济、数字创造经济及数字外部性公共品
数字替代经济和数字创造经济
数字经济有两个方面的观察特征：一是数字替代经济（The Economies of Digital Substitution）。这是制造经济向数字经济萌生过渡时期的特征。比如，数码照相技术出现后，传统三维物质的胶卷感光材料被数码相机中的“感光-电磁脉冲”过程转换成数码单元。照相、成像、修像、复制及获取图形的实体物质材料被替代。再比如，自然人在传统机床上同时操控两个以上方向的切削过程几乎不可能，但一个五轴联动的数控车床非常轻易地就能解决同类问题。这其中，一个具有多维传感、数据捕获输入、预设零部件图形比对、流程环节多维方向瞬时联动的，与传统车床截然不同的新数据生产过程，并行在原来的基础之上，非常高效精准地替代了原来的车削过程。
二是数字创造经济（The Economies of Digital Creation）。还以数码照相为例，当数字成像技术应用范围扩大时，巨量的电磁数码图形图像传输、编辑、制作以及动态再造，引发数码传输通道高速化需求，超出单个企业的设施传输能力。因此，整体经济范围的地下光纤互联网和地表蜂窝移动互联网通过地面关口站“超网”联结，信息通道增容及元器件单元传递通量升级变得非常必要。
对应在消费领域，类似于阿里、腾讯和头条等的第三方消费平台，替代了传统百货商场，网络预售、支付账户绑定、预付许可、路由器超高频支付、小微灵动物流中介产生，中央顶层账户系统结算以及具有价值凝聚颗粒的大数据赋值根服务器涌现。这是大车间制造经济概念所不包含的新经济成分。
数字经济的正外部性及数字公共品性质
这些数字技术成分，更多依赖的是知识和流程成分，其突破往往是积累式的、团队式的和实验室式的，都依赖公共投资。其形成的产品，也具有公共品性质，往往具有外部性，可以为大众所分享。
与“信息化-流水线-模块化”生产模式显著提高生产效率、产生巨量的商业制成品相比，更重要的是，这种生产模式内置了一种只有形而上学思考能力的学者才谙悟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场（field）-资源”，比如通过数字技术形成的联网。这种联网类似于电磁学中的“场”产生的效应，既是弥漫性的又是点滴绵密的；在经济学当中，经济人可以分享这种“场”效应，而且它的边际报酬不递减，边际成本不递增。这是一种堪比人文神话故事当中一种“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神奇资源。
还是拿微机和电脑的广泛使用来说，当微型电脑类新机器大量使用，不仅替代和放大了人的脑力劳动，而且还以数字替代技术为始发点，衍生出了与替代技术完全不同的数字创造技术，对应的经济业态形式也发生了基本特征上的变化。我们称这种新的经济形式为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指厂商不以三维物质材料，而以数码材料为对象来加工、生产、交换和消费形成的均衡收敛过程及其资源配置关系的总和。
迈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路径选择和对策建议
数字替代经济和数字创造经济的定义是“种加属差”性质的，有点像动植物学上的分类概念。但是，前辈科学家们对动植物进行分类的时候，地球上的动植物类别已经有足够的规模和繁多的种类了。数字经济仅仅孕育于大车间制造的数字化过程，“种加属差”的定义显然不合适，我们必须回到广义的形而上学意义上讨论：广义数字经济概念。
广义数字经济：迈向数字经济的时代路径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1905—1989）和西蒙·库兹涅茨（1901—1985）关于国民经济体系一次（农业）、二次（工业）、三次（服务业）产业的划分及其百分比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系成长阶段论思想获得了世界性认同。对应的路径展开原理是不断调整政策性组合以促进一、二、三产业的构成变化：让农业比重先行下降，二三产业顺次增加，同时让服务业最终占有更高比例。
人类经济在二十世纪的物理结构异常“单薄”。直到今天，经济活动的范围是个沿地表向下深不过数千米，向上高不过数万米的环状圈层空间。20世纪的大车间经济，与地表之外的临空和深空空间，地表之内的深地空间相比，本质上是一个“球表面经济”。数字技术在世界范围的四十年拼图正在接近完成，突破这一经济薄层的技术基础，使得人们建构一种全新的经济形式不仅变得可能而且变得可行。
数字经济的阶段性展开路径机理可以这样来理解：在数字替代和数字创造二合一的意义上，数字经济不再是大车间制造经济如影随形般的因成本节约优势而出现的数字孪生（Digital Twin）式的替代式生产。而是更进一步，基于产业替代积累之后新增的经济人之间数据生成传输的需要，在始发数据凝聚区块，在人类有限但较高智慧导引下，生成动态数据“干-支”线区块链及网络网格，使万物在智能互联基础上，向“中枢-外围”拓扑互动的智慧互联、价值互联甚至美学互联等超大智能智慧网联体过渡。
我国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对策性建议
数字经济标志着一个全新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何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我们的对策性建议是：
第一，尽快完善数字经济外部性亟需的数字基础设施三个群落的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第一个群落群包括数字化升级后的“公（公路）-铁（铁路）-高（高速）-高（高铁）-港（港口）-桥（桥梁）-涵（涵洞）-隧（隧道）”八大传统经济基础设施单元；第二个群落包括“网（地下光纤互联）-网（地表移动蜂窝互联）-网（星际互联）-星（授时坐标星座）-通（通讯星宿）-导（导航星垣）-定（定位星河）-遥（遥感星城）-器（临空和平流层浮空、游空及滞空飞行器群）-关（地面枢纽关口站）-站（基站和微基站）”11个单元形成的“空-天-地”一体化数字传输的基础设施；第三个群包括“元（理念）-团（超一流团队）-晶（材料重构）-芯（芯片设计）-刻（实验室模夹板具）-封（工业级批量）-开（开源源代码）-源（开源操作系统）-中（中间品市场）-市（大市场）”10个单元形成的数字创造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的绵密性、低时延和高通量，数字创造和智能终端的使用，更加惠及经济人，也更容易形成中介性总部经济集聚。
第二，尽快建设能够有效对接数字基础设施三个群落，又能与地方产业数字化政策指引下的各类园区有效融合的独立数字产业功能综合体。数字产业功能综合体包含七大基础单元：数字商业根服务器大楼、智慧搜索引擎大厦、数字中央顶层账户系统大楼、流量资产大楼、边缘算力数据大厦、数字RPA( 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机器人流程自动化）智造大厦和中介托管大厦。这些基础单元就像人体的五脏六腑，可使我国地方中心城市和国家超大城市国民经济体系健康运行。
第三，在全国选点建设具有地方、国家和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孵化赋能先进的产业集群，先进产业集群催生世界性城市形成，世界性城市群托举世纪大国崛起。未来智慧城市的主要经济构成要素，将随着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再造，并逐渐全面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将是一场势不可挡的经济模式革命。
第四，建设第三方开源机制平台，锤炼最为广义的前沿科技人才，是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前提条件。第三方开源机制平台是数字技术支持下的互联网规模逼近人类经济规模边界时，网资源由人的外生力量主导蘖生向网内生主导，人在其中经营逻辑的“生命蘖生之树”。第三方开源机制平台建立在存量互联网基础之上，能有效引导科技人才在存量基础上去寻求前沿科技突破，这就非常有可能使人类经济超越工业信息化经济，上升到数字智慧经济时代。因此，率先建设第三方开源机制平台是形成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的核心战略。同时，还要不断完善人才评价体系，采用定性与定量多种评估方式对前沿科技人才进行评价，为科技创新构建良好环境。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深圳市湾区数字经济与科技研究院科研助理傅晓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1]曹和平、何霞、李英、唐丽莎：《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内涵及标准体系》，《经济导刊》，2020年第04期。
责编：周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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