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件来源：马德兴 德兴社
往事不要再提。我并不是一个善于公开表达内心情感之人，停下脚步、回首过去，才发现自己亏欠得太多。谨以此文致敬我的《球迷》报及其同仁们。——题记
昨天（29日），微信的朋友圈里不知怎地到处在刷屏18岁，但触动我的却是天津《球迷》报的休刊启事。虽不意外，但依然有些说不出的伤感。这倒不是因为同为纸媒之故，而是《球迷》报也曾是我为之奋斗过、并肩走过的一份专业报纸，那里有我人生路上的多位良师与益友。
今天10月下旬，我跟随99年龄段国青队前往柬埔寨采访亚洲青少年锦标赛预选赛小组赛期间遇到了天津的赵睿，虽较我小几岁，但也算同辈，是《球迷》报的一位老记者了。期间，他无意之间跟我说，《球迷》报在今年底出完最后一期就将从2018年开始休刊了。
言者无意，但对我这个跑了快30年的老记来说却为之一颤。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我只是体坛周报的一位老记，或许也多少了解些，我曾供职于《中国足球报》，但并不清楚我与《球迷》报之间的交集。我知道，如果没有《球迷》报，如果没有《球迷》报社里的那些前辈与老大哥们的鼎力提携、扶持与帮衬，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最终会走上足记之路，更无法想象今天的我会是另外一番怎样的情景。话还需27年前的那桩旧事说起。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内的资讯尚不像现在如此发达，更没有互联网一说，体育与足球消息更无需多言。当时国内的体育报纸数量逐年在增加，但南有广州日报体育部创办的《足球》报、北有天津日报体育部创办的《球迷》报，从80年代初创刊起步，“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绝对是其中的佼佼者。而我如今所供职的《体坛周报》则相对较晚，在1988年7月1日才正式起步。所幸的是，我与这些纸媒都有过交织。
当时尚在军校读书的我早在1988年就已经开始了“不务正业”，利用学习英语的机会，收听国外的英文体育广播，然后听抄、翻译，撰写各类体育、足球新闻类的稿件。而投稿的方式依然是最为原始的信函邮寄，远不像现在便利，甚至会遇到信件丢失、漏发重要新闻的情况。由于起步阶段仅仅只是负责撰写国际足球的稿件，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最初与我联系的是国际版的编辑王敬阳。为了确保信息的可信度，当年所编译的稿件全部都附上了英文原文，而那些英文原文全部都是通过英语广播听抄下来之后、整理誊写清楚，而且还要写上是几月几号几点播报的新闻，是哪一个英文广播播报的。
时间一长，王敬阳给我来了回函，因为有起码的信任，让我以后就无需再附上英文原文，这样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将誊抄英文原文的时间用于翻译更多的稿件。而且，信函之中，王敬阳还和我沟通了传递所需要的流程与时间，譬如，《球迷》报的国际版是在何时上版、清样，最好在何时能够收到我所撰写的稿件；从南京邮寄到天津的平常信函需要几天，如果不行，可以寄挂号信；等等。在现在看来，这些似乎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天方奇谭，可因为当时还是一个在校学生，尤其是军校的在职学生，即便是电话，日程也很难接触，更谈不上传真机了，只能以最原始的方式来传递最新的国际足球信息。
不过，就是靠着这种最原始的方式，虽然还只是一个在校学生，但我的名声已经在外。这当然需要感谢《球迷》报为我提供的机会与平台，还有其他不少地方日报、晚报。
1989年的暑假，我第一次独立出远门、走出了江苏省，从南京来到了天津。虽然和《球迷》报合作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但与球迷报的老编老记们都未曾谋过面。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我坐着绿皮车抵达天津站时，王敬阳专程到车站来接我，因为互不认识，他专门拿了一块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在出站口等我，然后将我领进了球迷报的编辑部，也就是天津日报体育部。在那里，我终于第一次见到了那些熟悉的名字：“白爷（金贵）”、“苏爷（连雄）”、张东、“大鹏（苑金鹏）”、柴宴宾，还有刚刚大学毕业、南开大学的高材生张可、牛一兵，更有当时任《球迷》报主编的“范爷（光宇）”，而像王继强、王靖等后来球迷报的中坚骨干当时尚不是《球迷》报的记者。
那未必是终生难忘的一个暑假，但绝对是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如今现在的这个工作节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一次天津之行学会并习以为常的。恰逢夏天，因为办公室是清一色的大老爷们，基本都是光着膀子干活，晚上直接就睡办公室。“大鹏”时不时地说上几个黄段子、弄些俏皮话，活跃一下办公室的气氛；“苏爷”则不停叨叨着让我喝啤酒，而且早晨起来就要喝，午餐要喝、晚餐更是不能少，深更半夜更是不能少，因为“苏爷”另一个名号就是“酒神”。“马德[当时都省略最后一个字，因为‘德兴’一词发音不同容易引发争议。]，你是不是男人？是男人就要喝、必须喝，除非你自己说你不是爷们、是娘们，你就可以少喝，但还得喝，因为娘们喝酒会喝的话，比爷们都狠！”“苏爷”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虽然苏爷已经离我们而去，但他就从未在我生活中走远过。
在近50天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听懂、看明白了“独家新闻”对一家媒体的重要性，因为经常会看到当时负责国家队报道的白金贵、张东等会面带喜悦神情、悄然地走进办公室，然后会单独走到我跟前，说一句：“今天又跑出了一个‘独家’！”这其实对我后来转行、从主攻国际足球到专攻中国足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真正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是发生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赛之前，那也是我可以骄傲一辈子的一件事。1989年，中国男足在高丰文的率领下经历了两个“黑色三分钟”，只差一步到罗马，但这并未影响到国内对于世界杯的热情。《球迷》报为了能在世界杯报道方面有所突破，以期在国内足球媒体中抢占市场、站稳脚跟，提出了出版日报的设想，并事先与我进行沟通，询问我有无可能在世界杯期间前往编辑部工作，协助他们出版日报。
站在我的角度，当然是千万个愿意。但是，我依然还是一名在校的学生，还是一个军校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因为89年春夏之交的那一场风波，我所在的学员队在风波平息之后受到了最高军委的点名通报批评，“政治立场不坚定”，在我从天津返回军校、重新开学之后，我和我的战友同学们成为了“重点改造对象”，每天的任务就是政治学习、接受改造。在这种情况下，非军队系统的单位来外调一名学员，几乎没有可能。因此，我也实话实说，如实地将相关情况与《球迷》报进行沟通。不过，《球迷》报从自身的发展、业务角度考虑，还是想尝试一下。
于是，《球迷》报主编“范爷”和“大鹏”带着单位的介绍信，亲自从天津来到南京、来到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拜会了我们学校的领导以及直接领导，说明来意，明确提出能否借用两个月、完成世界杯报道。学校对此感到意外，我后来才知道，学院成立这么多年，他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学生还没毕业就有用人单位来谈工作的事情，更何况还是一个非部队系统的队伍。当然，最终的结果还是让“范爷”和“大鹏”失望了，学院并未同意。
不过，学校的领导还是十分通情达理，鉴于此前那场风波中的政治立场还是比较坚定、表现尚可，破例开了“绿灯”：同意专门给安排一间单独的办公室用于协助《球迷》报工作，以减少外界不必要的干扰，即熄灯前仍然要在原来的宿舍整理内务、执行军规，熄灯后允许他不受熄灯的影响写足球报道，第二天早晨必须按时起床出早操。
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我也算是帮助了《球迷》报。那期间，迄今为止或许也是我最为得意的文章之一就是世界杯的前瞻性文章，准确预测德国队（联邦德国）夺冠。而最终的结果，就是德国队以1比0击败了马拉多纳率领的阿根廷队、问鼎世界杯。在那一届所有刊发的世界杯前瞻性文章中，只有我这一篇与最终的结果相吻合，当然，这样的准确性也大大提升了《球迷》报的权威性。要知道，那个年代的资讯远不像现在如此发达甚至泛滥，在搜集各种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准确的分析、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之后，我一直依然与《球迷》报保持着联系，而且每每暑假也总会去天津驻留、重新品味办公室的乐趣。而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的部队之后，我也会经常抽空去一趟天津，小住一晚。直至1993年下半年，中国足协与中国体育报社合作、准备创办《中国足球报》，当时中国足协的几位老领导找我面谈、加入到《中国足球报》的创刊工作之中，逐渐地，我开始与《球迷》报的联系慢慢地减少了。而在《中国足球报》于1994年中国职业联赛闪亮登场之际正式创刊之后，我便不得不切断了与球迷报的供稿关系。
我知道，我可能做得有些过分、有些绝情，毕竟在我尚未踏上足球记者之路前，《球迷》报和他的同仁们、老大哥们给了我无数的帮助。我或许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即换个名字、继续为《球迷》报供稿，就像现在流行的说法“换个马甲”，但那不是我的选择，我似乎也干不出那样的事来。因为我觉得既然到了一个单位，就至少应该忠诚于所供职的单位。我也相信，《球迷》报的老大哥们、前辈们会理解我的选择和我的无情。
但我知道，我是亏欠这些老大哥、老前辈们的。这些年来，天津去的次数不少，但很少再去编辑部坐坐，因为每一次都是来去匆匆，就只是看一场比赛、看完随即便返回北京。不止是球迷报的老大哥们，甚至在很多人看来，我是一个情商很低甚至没有情商之人，不懂起码的人情世故，每天似乎除了工作、采访、写稿、整理材料之外，就没有其他事情，甚至不懂生活、不懂得与他人沟通，即便是面对各种传言与挑衅，更多时候都懒得搭理，仅仅只是一笑了之，甚至不愿哪怕多说一句。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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