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两个不同的传家理念，一个是传给有形的财富，一个是传给无形的精神。什么能够传之久远，有形的不一定久远，它有生有灭，有盛有衰，唯有精神财富可以长久地传承。民间也常说，“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人类的大智慧。曾国藩一生写家书数以千计，对子弟谆谆教诲，子孙后代能人辈出，他的教子和治家经验有哪些呢？

古语有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个品行高尚、能力出众的君子，辛辛苦苦成就的事业，留给后代的恩惠福禄，至多五代就消耗殆尽了。但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曾国藩的后代哪怕到了六七代，没出过一个废人、一个纨绔子弟。

曾氏家族对治家非常重视，曾国藩的祖父就很重视家庭教育，但形成很好的家风还是在曾国藩一代。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少时也是一个纨绔子弟，30多岁改邪归正，对他的三个儿子管得很严。到了曾国藩，他更加注重家庭教育，把“修齐治平”作为自己的目标。儒家认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是“修身齐家”，因此曾国藩对家的治理非常注重。总体来看，曾国藩对家的治理看重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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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孝悌和家

曾国藩强调孝悌和家，所谓孝，是对父母长辈的敬重和报恩；悌，是对兄弟姐妹的友爱和关心。

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还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曾国藩深受孔学影响，十分看重孝悌在齐家中的意义和作用，强调只有孝悌，才能使家庭和睦、兴旺发达。

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说：凡一家之中，“和字能守几分，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者”。他甚至认为，孝悌比耕读更重要，即耕读之家能延续五六代，而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曾国藩自己终身躬行孝悌，是孝悌的楷模。

在孝的方面，曾国藩对祖父母、父母极其恭敬孝顺。他始终以很低的姿态给父母长辈写信，常常盛赞其德其行，时时嘘寒问暖，经常禀报商议家事，恳请兄弟子侄尽孝尽责。曾国藩经常为不能亲身孝敬父母长辈而内疚惭愧。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致诸弟信中说：“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当父母长辈稍有病恙，曾国藩深切担忧，他说：“祖父大人之病，日见日甚如此，为子孙者远隔数千里外，此心何能稍置”。

当母亲病故时，曾国藩更是哀痛不已，深深自责。咸丰二年七月给纪泽的信中说：“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匿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真无地自容矣”。

在悌的方面，曾国藩对弟妹们关爱备至，真正起到了“长兄如父”的作用。曾国藩有弟弟四人，其家书的精华在于与弟书及训子书，尤其是与弟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都超过训子书。

一般而言，关心子女容易，关心兄弟姐妹难，因为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续，而兄弟姐妹则会自立门户，渐行渐远。曾国藩在大量写给诸弟信中所充溢的兄弟之情，令人深为感动，这不仅体现其望弟成才的苦心，而且体现其崇高的道德风范。

曾国藩对弟妹们的关心是全方位的，既有生活上的关心，又有读书上的关心，还有做人上的关心。

在生活上，道光二十九年三月致诸弟信中说：“予尚有寄兰妹、蕙妹及四位弟妇江绸棉外褂各一件，仿照去年寄呈母亲、叔母之样”。

在读书上，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致诸弟信中说：读书讲究志、识、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在做人上，当得知四弟以在家塾不利于读书而想外出时，道光二十二年十月致诸弟信中劝诫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在教育关心诸弟上付出了极大努力，曾国藩仍自责自己未尽全力。道光二十二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予生平于伦常中，惟兄弟一伦抱愧尤深！盖父亲以其所知者尽以教我，而我不能以吾所知者尽教诸弟，是不孝之大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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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勤俭持家

曾国藩强调勤俭持家，他对勤俭的理解十分直观具体，同治二年十二月给侄子纪瑞信中说：“勤字工夫，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

他一生奉行勤俭自律，咸丰六年九月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他特别崇尚勤俭的家风。在给侄子纪瑞信中说：“吾家累世以来，孝悌勤俭。辅臣公以上吾不及见，竟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竟希公少时在陈氏宗祠读书，正月上学，辅臣公给钱一百，为零用之需。五月归时，仅用去一文，尚余九十九文还其父。其俭如此。星冈公当孙入翰林之后，犹亲自种菜收粪。吾父竹亭公之勤俭，则尔等所及见也”。

信中所说的辅臣公是曾国藩的高祖父，竟希公是曾祖父，星冈公是祖父。因此，在道光二十七年七月禀父母信中，他明确指出：“勤俭本持家之道”；同治三年八月致四弟信中说：“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

对于曾国藩的勤俭主张，如果仅仅从物质和经济层面理解，就会显得低俗和浅薄，他实际是从道德和精神层面强调勤俭持家。在曾国藩看来，勤俭是君子所为。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他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所以，在咸丰四年八月致诸弟信中，他要求“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咸丰八年十一月致诸弟信中又说：“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

在曾国藩看来，勤俭是保家之道。曾国藩一生戒惧“月盈则亏，水满则溢”，特别是当了大官以后更是诚惶诚恐，最怕子侄后辈染上骄、奢、逸的毛病。

咸丰四年九月致诸弟信中说：“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咸丰十年十月和十二月前后两封致四弟信中说：“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嫌，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时事日非，吾家子侄辈总以谦、勤二字为主。戒傲戒惰，保家之道也”。

咸丰十年十月致九弟季弟信中说：“贤弟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以药佚骄之积习，余无他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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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耕读传家

曾国藩强调耕读传家，所谓耕读传家，本质上是要求家人既学谋生，又学做人。耕是谋生的手段，主要指农业生产，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全生命；读是做人的路径，主要指学习圣贤教诲，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道德。尤其是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读书做官，而是学习做人的道理。即使不读书、不识字的人，也要学习做人的道理。

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指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在这封信的最后，曾国藩强调耕读传家“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咸丰六年九月其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同治四年五月致四弟九弟的信中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曾国藩致诸弟信中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赓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他说，自己仔细研究思考，发现做官的人家就是一代两代，做生意的人家大约三代四代，耕读人家如果勤俭可以延续五代六代，孝友人家就会十代八代，教导兄弟和子孙要做耕读勤俭孝友的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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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和睦邻里

曾国藩的祖父很注重与邻里之间的关系，常说“人待人，无价宝”，即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相处，是人生的无价之宝。

曾国藩继承祖父的思想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治家方略和传家宝典，他引用幕僚李榕之母的两句话“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来教育家人不要怠慢邻里乡亲。

曾国藩在同治二年写给儿子的家中写到：“我家初移富坨，不可轻慢逝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或另请一人赦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有也”。家人要对邻里恭敬友爱，如果有邻里来家中，必须恭敬款待，如果自己没有那份精力，就专门请一个人在家款待宾客，以做到有喜必贺，有疾必问。

曾国藩强调，兄弟子侄必须正确处理与邻里的关系，讲求相互谦让，做到以邻为善。

某年曾家修黄金堂，因争地界和隔壁邻居发生矛盾，两家互不相让以致闹到要去县衙打官司，曾国藩得知此事后连夜写了封长达千字的家书，并在文末附上清朝康熙时文华大学士主张包容思想的一首诗文“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曾氏家人心情豁然开朗，为邻居让地三尺，邻居深受感动也像曾家修建新宅提供了方便。

与邻里相处，曾国藩注重以和为贵，同时也要求家人做到散财济困，惠及乡邻，为了帮助乡民，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出了设置义田的想法“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二十四都贫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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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教子之道

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

他教育子女的方法有几点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对子女期待什么，指望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上文提到一段他写给儿子的很有名的话：世界上的人都希望子孙做大官，我不希望，但愿做“读书明理之君子”。这句话的核心，首先是读书，读书的目的是明理，然后做君子。并不是要做很大的官，赚很多的钱。他说，凡办大事，半由人意，半由天意。有一半是天命主宰着，自己把握不了。唯有一点是自己能够把握的，自己努力就可以做到的，就是做君子。他把道德修养看得高于社会地位。曾家后人把这条视为根本，牢牢记住，就是做读书明理的君子。所以家族没出什么“败家子”。

曾国藩后人的成就大多在教育界文化界，比如第四代中，曾宝荪是中国第一个在欧洲获得学位的女性，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在湖南创办了第一家女子学校——“艺芳”女子学校，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女性知识分子。其堂弟曾约农也是在伦敦大学获得学位，回到长沙创办了克强大学，后来到了台湾，创办东海大学。曾氏家族的后代中有诗人曾广钧、化学家曾昭抡、考古学家曾昭燏等。

曾国藩对子女要求的第二点，即身心的健康高于学业与功名。子女首先要求身体健康，心灵健康，学业和功名还在其后。

第三点就是富贵人家子弟要有寒士之风。曾国藩有意打掉家人在财富和权势上的依恃，同治三年六月曾国藩兄弟打下南京，七月他的儿子曾纪鸿在长沙参加举人的考试。那时曾氏家族正如日中天，曾氏兄弟战功赫赫，兄弟俩同日封侯封伯，这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皇亲国戚没有第二例。但曾国藩写信给儿子，给他立规矩：在考试之前不能递条子，拜门子，考完以后立即回乡下去，不要留在长沙，长沙的风气太不好，奢华风气盛行。

曾纪鸿依照父亲的话去做。这年，曾纪鸿真的没有考上，但他也没任何牢骚。

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曾国藩不留钱财给子孙。他说，如果儿孙有用有才，没有祖上的钱他也有饭吃，儿孙没用，再多钱财也会坐吃山空。

一百多年来，曾国藩对后世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道德的楷模，人格的榜样。中国优秀文化的落脚点是人的文化，是崇高的精神境界。

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里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他认为曾国藩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自拔于流俗”，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精神境界超出于普通人之上。

时至今日，曾国藩的治家和教子经验都值得今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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