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国藩的了解仅限于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介绍，知之甚少。前几日阅读了张宏杰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该书从细节着手，引用大量史料，对曾国藩其人进行细致入微的解读，使我对曾国藩有了全面的认识，对这位深嵌体制核心中的职业官员顿生敬仰之情。
曾经以为像曾国藩这等人物必须是聪明绝伦、机智过人。事实是，曾国藩从十四岁参加县试，前后考了七次，到二十三才考上秀才，成绩是倒数第二名。这资质也只能算个中等水平。谣传：曾国藩在家读书，短短一篇文章多少遍都背不下来，一小偷想等他入睡后行窃。可是曾国藩有股韧劲，背不会不睡觉。小偷等太久了，实在忍无可忍。跳出来大叫：“这种笨脑袋，读什么书？”如果这是个笑话不足为信，那么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贤杰中称最顿拙。”，应该可以证明曾国藩确实非天资聪慧之人。曾国藩自己也说“吾生平短于才”，“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浓吟数时不能了。”就是这样一个“秉质愚柔”之人，看看他都做了什么：一介文人赤手空拳创立湘军，为平定天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十二年；洋为中用，推动洋务运动、创办安庆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在上海机械局添设翻译局等等，任何一项拿出来都是响当当的成绩。曾国藩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大界白杨坪一户普通家庭，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无论在自我修养还是政治功名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是怎么做到的？
1.自省自警，艰苦卓绝的进行自我改造。
初入官场，曾国藩也是个愣头青，脾气急躁，易与人产生争执，满脑子想的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进京后，视野逐渐开阔，也经历了一些挫折，慢慢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通过不断的反省，曾国藩于而立之年立下了“学做圣人”的志向。立志后，曾国藩采用“日课”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即每天都用工楷认真书写日记，仔细检索自己一天内的所有言行，包括吃喝拉撒睡，甄别出不符合圣人要求之处，进行反省、完善。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主动接受外力监督，将日记送给朋友阅读或寄回家中，听取朋友及家人意见，闻过则喜，勤勉改之。一朝立志，终身不渝，尽管岁月更替、年老疾患，曾国藩始终不忘初心，自我砥砺，几十年如一日。就是在这日复一日的磨砺中，曾国藩格局逐渐扩大、人格魅力悄然提升。尽管其本人直至老年仍然认为自己与圣人相去甚远，处于自责、悔恨的情绪不能自拔。晚年日记中写到：“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及。”，“日内因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相较于自我评价，那些长期共事之人的评价要相对更客观一些，同治十一年，曾国藩因脑出血逝世于南京两江总督府，其同僚朋友云集南京，撰文悼念：“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掠。九重悲上相，万里失长城。”“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甚至一生纠结于“瑜亮情结”的左宗棠，也写了“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的文字，他和曾国藩较量了一生，讥讽曾国藩才疏学浅，静下心来想想，也为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折服，为失去这么一位良师益友而痛心。志存高远实在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但能做到为鸿鹄之志一点一滴努力一生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曾国藩做到，所以也就成为时代豪杰。
2.诚以待人，宽阔胸襟容纳百川溪流
曾国藩一生朋友很多，这得益于其以诚相见的为人方式。“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人诚我诚、人伪我亦诚并最终以诚化伪。多么质朴又多么聪明的处世方式。用当下流行的话说，情商极高。就拿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而言，曾左二人一生纠缠，分分合合好几次，左宗棠不止一次对曾国藩公然嘲讽，而曾国藩从未公开说过左宗棠的坏话，反而以德报怨，在左遭遇祸患时，及时伸出援手，救之于危难之中。曾对左还有提携之恩，为左宗棠职务升迁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左宗棠颇有军事才能，屡建奇功。但曾国藩秉持立人、达人的用人原则，完全抛弃个人恩怨，为手下人谋取更大发展空间的胸襟着实令人钦佩。也正是为此，在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回顾二人一生的恩恩怨怨，终于意识到曾国藩是一位多么难得的长者、知己，甘拜下风。曾国藩知人善任，对朋友不遗余力提携报答，举荐官员中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是数不胜数。曾国藩一生帮助别人、成就别人、影响别人，反过来也得到来之朋友的报答、协助，成就其一生功业。
3.内方外圆，守得住净土干得成事业
初入官场，曾国藩行事方刚，得罪了不少人，甚至敢直言批评咸丰皇帝。咸丰看到奏折大怒“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多位同僚为其求情，方才免遭祸患。多次碰壁后，曾国藩意识到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晚晴昏聩、腐败态势是多么的不现实。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狡诈都是生存的必要手段。只有必要的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直达胜利的彼岸。于是，曾国藩变了，变得“圆熟”、“委曲周全”甚至“同流合污”，推杯换盏、迎来送往等都操作起来，在官场上如鱼得水。然而，对曾国藩而言，必要的官场规则还是要遵守的，否则就会遭受非议、排挤，无法做成大事；内心的底线更是不可逾越的，否则就违背“做圣人”的原则。所以，在交际应酬时，曾国藩会尽量降低规模、简化形式，不给下属造成过大负担；湘军奉行的高薪政策使湘军将领都发家致富，而最高统帅曾国藩却始终清贫，积攒钱财补充军饷，要么接济他人，践行着“不要钱、不怕死”的带兵誓言；碍于情面也收受他人礼品，或挑选一些价值不高收之或事后回赠……。曾国藩不贪财、不恋权，生前谨慎持家、清贫度日，生后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钱财。“内圣外王”是曾国藩一生的追求，也是曾国藩的生存法则，这种有点分裂的处事方式更考验智慧、耗费精力，也更折磨人。多少有志之士在这种官场生态中泯灭了斗志，而曾国藩却没有被打倒，他愈挫愈勇，在与世界的斗争中寻找突破口，为自己赢得空间，成就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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