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位名人，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有相当影响。2000年，美国《新闻周刊》第一期开辟了“千禧年一句话”的栏目，这个栏目共刊载了最近一千年中全世界四十位“智慧名人”，其中中国有三位，即毛泽东、成吉思汗、左宗棠。梁启超也曾赞誉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

可见，左宗棠不仅是一位中国名人，同时也是一位世界名人，那晚清之所以能够横空出世产生出一个千年一处的左宗棠，和当时的时势以及他本身都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在左宗棠的成名之路上离不开几个“伯乐”的知遇之恩。

左宗棠的父亲名左观澜，字晏臣，又号春航，也是秀才（县学庠生），因为家贫，祖先传下数十亩薄田，不足以供养9口之家，他终年在外开馆授徒。塾师的收入微薄，平时仅能维持温饱，遇到荒年，粮食就买不起了，余夫人只得用糠屑作饼给家人充饥。虽然是一户读书人家，过的却是最底层的生活。

左宗棠6岁开始读《论语》和《孟子》。他接受能力很强，每天早早就背诵完功课，于是蹦蹦跳跳地到各处玩耍，有时还遛到哥哥们身旁，听听父亲讲课。因为是父亲宠爱的幼子，哥哥和同学们都让他几分。春航公也不大管他。他在书馆里愈加得意洋洋，有一个和他同岁的同学，叫左世望（字叔豫），是长沙人，和他就大不一样了。左世望字写得不好，春航公督责他很严，他整天伏案写字，目不旁视，战战兢兢，眼里还含着泪水。左宗棠在一旁看着，很同情他。对他勤学苦练，也很佩服。左世望后来文章写得很好，但是考试不得意，只作了一名训导小官，几十年后左宗棠和他仍互通音信。

左宗棠在19岁前，一直和哥哥跟随父亲读书。春航公对两个哥哥督责很严，他们读书都很勤奋，尤其是二哥左宗植学习优异，12岁就中了秀才。隔了3年，大哥左宗械也考中秀才。左宗棠9岁开始学作制艺（八股文），也读些历史书。他很仰慕古代那些有成就、有节气的人物。他从小就自高自大，喜欢开玩笑、说大话，自认为天下事没有什么不可以办到的。

十四五岁时，他作文熟练了，自以为八股文写得很好。他的笔下快捷，每当完成一篇文章，就自己夸耀一番，还拿给同学看。同学们看到他的稚态，也不和他争论，只是微笑不语。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觉得很可笑，但也很有趣。

春航公辛苦了一生，还欠了一身债。他经受不了接连丧子、丧妻的痛苦，道光十年（1830年），即余夫人逝世后两年多，也在长沙病逝。他和余夫人都只活了53岁。

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字耦耕），因母亲去世回籍。清朝规矩，父母亲去世，作官的给假一年，回原籍居丧，名为“丁忧”。贺长龄是《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这本书收集了清初至当时有关“经世致用”（实用性）的文章，如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海外各国情况）等，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

左宗棠早几年就已经注意地理、军事等实用的学问了，对贺长龄仰慕已久。因此去向他求教。贺长龄也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贺长龄藏书很多，无论什么书，他都愿借给左宗棠。有些书藏在楼上，他不顾上了年纪，总是亲自上楼替左宗棠取书，爬上爬下，不辞辛苦。“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

左宗棠每次还书给他，他还一定要问左宗棠有些什么收获，认真和左宗棠讨论一番。虽然年龄和地位相差悬殊，但他待左宗棠既和待学生那样循循善诱，又如朋友间互相切磋。他对左宗棠频频来借书丝毫也不厌烦。

左宗棠喜欢读书，但没有钱买书，跟随贺长龄读了不少书，而且也跟他学到许多东西。贺长龄是嘉庆、道光两朝名臣，道德学问为世所重。他为什么这样器重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呢？

原来他和左宗棠交谈几次之后，发现他年纪虽轻，见识却极不平凡，便推重他为“国士”。贺长龄对左宗棠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后来左宗棠常记着贺长龄这句话、他多年隐居在农村，以耕读为生并自娱，没有去干那些卑琐的小官职，也谢绝过许多次友人的邀请。

贺长龄居丧一年后，回原任去了。他离开长沙后，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年轻朋友。6年后他当了贵州巡抚，曾几次写信邀请左宗棠去贵州和他共事。因为知道左宗棠家贫，说要用重金礼聘。

那时左宗棠已接受在陶澍家中教其孤子之约，因而辞谢了他的邀请。

贺长龄离开长沙后，他的弟弟贺熙龄（字蔗农）仍留在长沙。贺熙龄也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他原任湖北学政，也因丁忧在家，长沙城南书院就请他主持讲席。城南书院是长沙三大书院之一，很有些名气。左宗棠由长龄介绍进去。他一是慕熙龄的名去读书，另外也是为了得到一点膏火费，以维持生活。贺熙龄就是左宗棠一生中惟一的一位老师了。贺熙龄教学生的方针与一般人不同，他不重视八股文，和哥哥贺长龄一样，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

他用汉宋以来实学家的著作教学生，这正符合左宗棠的志趣。贺熙龄也和贺长龄一样，特别看重左宗棠。后来他在一篇题赞宗棠祖父松野公画像的文章《左斐中像赞》中，还提到他这个得意学生，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

左宗棠也十分敬爱这位老师，他自称从学10年，实际上他只从读了一年。贺熙龄在长沙住了9年，左宗棠经常不在长沙，但他常和老师通信，既讨论学习，也谈论国家大事，有什么学习上的成就，必向贺熙龄汇报。遇有牢骚苦闷，也向老师宣泄。

十年如一日，二人之间感情深厚，既是师生，又如朋友一般。

左宗棠在城南书院时，还结识了一些朋友和同学，如罗泽南（罗山）、丁叙忠（秩臣）、邓显鹤（湘臬）、邹叔绩（汉勋）等，都是志同道合之士。他们都不注重八股文和词章利禄，而专讲求实用之学。如罗泽南，当时就很有些名气，以后又成为湘军著名将领。

道光十七年（1837年）巡抚吴荣光邀请七次考第一的得意门生左宗棠，到醴陵泳江书院当山长。书院招收青少年和儿童，每人给少许膏火费。山长相当于现在中小学校长兼主任教师，待遇菲薄。书院很穷，经常请不到教师，宗棠不在乎生活清苦，对教学抓得很紧，管理严格，他发给每个学生一本日记，命他们将所学功课随时记载。太阳落山后，将学院大门上锁，他亲自查阅功课，奖勤罚懒，对不用功和说假话的学生，就停发膏火费，用它奖给潜心苦读的人。学生进步很快。

他在书院那年，遇到了一位大人物——两江总督陶澍。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道光两朝名臣。他在两江任上办理盐务、漕运、水利等，为地方作过许多好事。他手下有许多能人，如林则徐、贺长龄、贺熙龄、胡林翼等。林则徐任江苏布政使时，屡受陶澍的提拔，升任巡抚，陶澍还保荐林则徐之才可当两江总督。

如果不是他的提拔，林则徐可能出不了头，近代史可能又是一番模样。所以单凭这点，陶澍也确是历史有功人物。“左文襄之初举秋试也，礼部报罢，回籍，侘傺甚。馆醴陵书院山长，修脯至菲，几无以给朝夕。时安化陶文毅公，方督两江，乞假回籍省墓。是时轮舶未通，吴楚往来皆遵陆，取道江西。文毅圣眷方隆，奉优诏驰驿回籍，地方官吏供张悉有加。醴陵为赣湘两省孔道，县令特假书院为行馆，嘱文襄撰书楹帖，其上房之联曰：‘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印心者，文毅家有古石一，其形正方，名之曰印心石，故文毅斋名，即以印心石屋命之。召见时，慕陵尝从容询及也。文毅睹楹帖，激赏不已。问县令孰所撰，令具以文襄名字对。即遣舆马迎之至。谈一日夜，大洽，立延入幕府，礼以上宾。文毅得子晚，其公子尚在髫龄，而文襄有一女，年与相若。文毅一日置酒邀文襄至，酒半，为述求婚意，文襄逊谢不敢当。文毅曰：‘君毋然，君他日功名，必在老夫上。吾老而子幼，不及睹其成立，欲以教诲累君，且将以家事相付托也。’文襄知不可辞，即慨然允诺。”

在当时等级森严的社会中，门第悬殊的婚姻常会带来不愉快的后果。陶澍的识人之明和打破旧俗、偏见的勇气，实在是少有的。

陶澍死于南京任所。家眷回到湖南家乡后，贺熙龄写信给左宗棠，要他去安化陶家教孤子陶桃读书。贺熙龄是陶澍的亲戚，又是左宗棠的老师，左宗棠于是遵命到安化小淹陶家坐馆，一去前后有8年之久。

陶家藏书很多，还有清朝宪章和陶澍的奏疏、书信等。宗棠在教课之余，遍览了所有图书文献，对世事的了解、政治的得失，又有了很多的收获，对他后来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冬天，林则徐从云南回福建原籍，经过湖南。那年冬天十一月廿一日（1850年1月3日）林则徐的官船到达长沙，停靠湘江岸边。湖南文武官员知道这个消息后，都纷纷来拜会这位名满天下的大臣。林则徐却想起了一个人。他即刻命人到湘阴县柳庄专请左宗棠来长沙一会。

《清稗类钞》记载，“左文襄微时，为林文忠所知。道光戊戌，林起自原籍，督师广西，胡文忠腾书荐左。林过湘，使县令觅左。时岁晚，将归家，孥舟江岸，县吏从小舟中大索得之，与共登林舟，忽失足落水，衣履尽湿。登舟，叙礼毕，即谓林日：‘闻古者待士以三薰三沐之礼，今三沐，已拜领之矣，若三薰，则犹未也。’林笑日：‘子犹作文语耶？速易衣，防中寒也。’是日，即宿舟中，为竟夕谈。谈次，及新疆边事，忽举手拍左肩日：‘他日竟某之志者，其惟君乎！”左亦殊自负，后卒如林言。左晚年尝引以语幕僚，谓一生荣幸，此为第一。是时，林即于舟中手书一联赠左，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上款书‘季高仁兄先生大人法正’，下款署‘愚弟林某某’。左极感之，晚年，犹悬此联于斋壁。”

这一幅“湘江夜话图"，一方是年逾花甲、名满天下，因为爱国而遭逢失败、挫折的退职总督，一方是年方37岁的落拓举人，因为爱国而满腔热情、满腹才华无处施展的"湘上农人”。

这是左宗棠第一次会见林则徐，也是唯一的一次。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后来在左宗棠收复西北，经营新疆，抗击英、俄、法列强的事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太平军兴后，左宗棠从最初隐居山中，直到参与湘幕，经历了一番曲折。他本意“隐姓埋名”，不问世事，在众多亲友邀劝之下，终于为“保卫桑梓”而出山。即使出山后，他仍然想抽身引退，匿迹荒山，在同时人中是仅见，也可见他思想深处自有想法。

在邀劝推荐他的众多亲友和官员中，有二哥左宗植、友人胡林翼、曾国藩、江忠源、罗泽南、王柏心，地方大员张亮基、骆秉章，京官宗稷辰、潘祖荫等，他终于出山，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的光景。其中，胡林翼是推动他出山最热心、积极，最有影响的一位。

胡林翼是怎样一个人呢？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名声远低于曾国藩、左宗棠，可能因他去世较早。有些人以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大事：镇压太平军。实际上，他是有功于中国近代史的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胆识过人的人，对人和事都有独特和深刻的看法。

他尤其重视人才的发掘，人称他“荐贤满天下”。在他推荐的众多人才中，有两位杰出人物：林则徐和左宗棠。如果不是他的极力推荐，林则徐和左宗棠可能是另一番命运，近代史也将改写。

胡林翼和左宗棠关系很深。他们是世交、同学、好友，又兼亲戚。而最重要的还是二人志同道合，意气相投。胡林翼的父亲云阁公（讳达源）与春航公同读书于长沙岳麓书院，感情执笃。嘉庆十七年（1812年）六月胡林翼出生，四个月后，左宗棠也出生。二位父亲异常高兴，买酒对饮，互相庆贺。胡林翼和左宗棠都是贺熙龄的学生。

胡林翼信中称左宗棠为“丈”，左宗棠称他为“兄”，彼此十分敬重。

左宗棠第一次会见胡林翼是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那年正月，他抵达京师参加会试。胡林翼住在父亲家中，云阁先生在当詹事。左宗棠来胡家拜访，二人一见就成为好友。二人谈论古今大政，臧否时事，对朝廷腐败，官吏无能，人民生活困苦，各地闹事。

左宗棠和胡林翼虽然是莫逆之交，但性格却又不全同。左宗棠自说是“刚而褊”，胡林翼是“通且介”。宗棠考虑问题周密，性子太直，有什么话就说，也不管对象时间和地点。胡林翼也对其进行告诫，左宗棠回忆说：“深信宗棠相与之诚，而以论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宗棠戒，切中弊病，为之欣服不已。”吴汝纶所作《左文襄公神道碑中》说：“公性刚行峻，不为曲谨小让。始未出时，与曾公胡公交，气陵二公，出其上，二公皆绝重公。公每语人曰：‘曾胡知我不尽。’三人者相与会语，公辄题目二公，亦撰语自赞，务压二公，用相嘲谑又尝言：‘当今善章奏者，我第一。’”后来甚至连他受到胡林翼提携引荐的事实都“不肯自承”。对于左宗棠经常惹事的臭脾气，对他“面折人过，不少宽假”的说话做事方式，胡林翼倒时常进行直言规劝，告诫他“此时此世，惟让美可以免祸”。左宗棠因此也不无反省与改进。

左宗棠对前面的意见心悦诚服，对最后一句则不以为然。当然，这又是处境不同，胡林翼已是官员，见了上司、下属，有时不免打打官腔，泛泛而谈这是应付仕途的手段，并非出自本心。

但是随着他们之间境遇差别已越来越大、左宗棠30余岁了，还蛰居在乡村，常自嗟迟暮，以为自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出头了。看到天下大乱，就更加坚定了隐居山林的愿望。胡林翼是积极进取的人，坚决反对左宗棠隐居的消极打算，他尽了最大努力，决心要把左宗棠拉出来，在风雨飘摇的局势中，共同干一番伟大的事业。

胡林翼自认是左宗棠一生真知己，他对左宗棠了解很深，评价极高，亟盼左宗棠摆脱困处山乡的窘境，投身到社会中来，一展才华和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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