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2日，距离农历新年还有一周，淮海中路1253号的门开了。一位五六十岁的女性走进来，从帆布袋里拿出一个塑料封口袋，又从塑料封口袋里拿出一个白色信封。信封里是一沓新旧不一的100元钞票。她抽出来递给窗口的工作人员。验钞机哗哗作响，一共4000元。
一问才知道，她原本是一名普通工人，退休后干了保洁工，每月工资3000元。
“这些钱比您一个月工资还多，保洁工作这么辛苦……”工作人员说。
“没关系的，我还有退休工资，够生活了。没关系的。”她说。
上海的雨已经连续下了许多天，气温逼近冰点，她却只穿了一件单薄的抓绒外套，脚上套着雨鞋。她的短发凌乱地支棱着，夹杂丝丝银色。她始终戴着口罩，不愿意留下个人信息，只在捐款登记表上勾选了“助学”一栏，就匆匆准备离去。
“您留个名字吧，我们好给您打发票。”工作人员劝她。
“没关系的，不留了。我每年清明节都会去龙华烈士陵园扫墓，那么多英雄牺牲后都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我这个算什么呢。没有关系的。”讲到无名烈士时，她有些哽咽，又接连说了好几个“没关系”。
“您怎么穿这么少？”工作人员不再劝了，担心她出门会冷。
“不冷不冷，我在干活不会冷，这些衣服足够了。”她说，自己平时买衣服最贵的不超过50元，“只要我活着，就要帮助别人……”
衣着单薄的清洁工阿姨（右一）前来捐款，她始终戴着口罩，不愿意留下自己的姓名。正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 雷册渊 摄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恐怕很难相信，这朴素得就像小学课文里的一幕，就发生在身边。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爱心窗口已经开设了30年，我们在春节期间来到这里蹲点采访，发现有太多“做了好事不留名”“舍己为人”的故事正如此具象地在这里展开：
有默默资助学生、直到她大学毕业的出租车司机；有每月坚持来捐款100元的面馆老板；有从满月就被爸爸抱着来捐款，直到工作仍在献爱心的上海小囡；有每逢大灾必来捐款的房产中介小哥；有捐资10万元帮助云南山区孩子上学的98岁新四军老战士；有接受帮助后又转而帮助别人的渐冻症患者……
他们是上海这座超大城市中最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善举宛若“微光”，却能照亮整座城市。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来。”
1月31日上午，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和着冷风吹打在人身上，寒气透骨。路上的行人少了很多，爱心窗口的大厅外偶尔有一两个人走过，行色匆匆。
10点35分，两位银发阿姨相互搀扶着走进来。
“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来。”长发的阿姨一边从包里拿出500元一边说。她叫王根娣，今年66岁，是一名服务行业的退休工人。一个月前，她看到甘肃地震的新闻，想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就上网搜索捐款渠道，查到了爱心窗口，赶来捐了200元。这天是她第二次来捐款，捐款项目是“助幼”，帮助患有大病的儿童。
这一次王根娣还带上了73岁的金玉英。“我们是邻居，上回我听小王说她来这里捐款，就让她下次来的时候带我一起来。”金玉英说着，也捐了500元。
这天上午两人相约一起从宝山赶来。王根娣说，金玉英的“家庭负担很重”：她是上钢五厂的退休工人，家中96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的老伴儿和53岁脑出血的侄子都靠她一个人照顾。她们之所以临近中午才到，一是因为路远，二是因为金玉英要一早把家里打点好，利用午饭前的空隙跑这一趟。
“钱是身外之物，我们从小受了共产党的恩惠，现在自己有能力也想帮助别人。”金玉英说，她奶奶以前是居委会主任，她从小就耳濡目染，读书时即便自己吃不饱也会把饼分给班里条件困难的同学。
“说起来真的很‘神’，每次我帮助了别人，也会有人帮助我。”王根娣接过话茬，讲起自己一个人带孙子坐地铁，好几次都有路人主动帮她搬运婴儿车，让她感动，“社会上总归还是好人多”。
王根娣（右一）和金玉英（右二）是同一栋楼的邻居，两位老人这天一早从宝山赶来捐款。
“还是好人多”——在爱心窗口设立的近30年里，这个朴素的观点一直被论证着。1994年5月，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设立了爱心窗口，虽然地址几经变迁，但前来捐赠的爱心人士一直没有断过。2018年爱心窗口落户淮海中路1253号后，上门捐款的人更多了。去年，爱心窗口的捐赠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1.4万人次，捐款总金额达801万元。
那么，来捐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种种误解和沟通渠道的缺失，公益与公众相隔甚远，甚至有人会认为，慈善是有钱人、名人的专利。然而，30年来走进爱心窗口的，绝大多数并不是所谓的有钱人和名人。
2018年爱心窗口落户淮海中路1253号。去年，爱心窗口的捐赠人数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1.4万人次，捐款总金额达801万元。
“他们都是最基层的老百姓，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但他们都有一颗爱心。”77岁的刘虹美是上海市慈善基金会成立时第一个报到的员工。直到2017年返聘期结束，她在爱心窗口工作了23年，接待了无数前来奉献爱心的市民。
她记得，有位七八十岁的老婆婆，老公和大女儿都因癌症去世了，自己和小女儿同住，家里条件并不宽裕，却从2007年开始结对资助一位三年级的小学生。每年开学前，老婆婆都会资助这个学生1500元，过年还会给他200元压岁钱，一直到他高中毕业。老婆婆自己穿的衣服都是一二十元的地摊货，会把节省下来的钱给孩子买鞋、羽绒服，送到家里。
还有身患肝硬化的吴国芬老人，每天从买小菜的钱里省出1元，一年省出365元来捐款。2008年汶川地震后，她开始每天多省1元，一年又多省出365元来捐款。年年如此。
刘虹美把这些凡人善举形容为“微光”，即便自身微小，仍想尽力照亮别人。
今年44岁的周峰每个月都会到爱心窗口捐款，已经坚持了近20年。2014年8月15日是他第一次走进爱心窗口的日子，那时他在闸北经营一家面馆，看到爱心窗口的新闻，就来捐了30元。
此后每个月他都会来捐款，从最开始的每月捐30元，到后来每月捐100元，遇到大灾大难他还会多捐100元。疫情三年，周峰的面馆因为生意不好关了门，他也失去了固定收入，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他的捐款却从未间断，直到今天。
此外，周峰还坚持无偿献血。去年4月，他签下了捐献同意书，去世后捐献自己的眼角膜。
“小人物也可以有大行动”
渐冻症青年唐旭终于挺过来了。
近日，他因为上呼吸道感染，引发了较为严重的肺炎，一度出现呼吸衰竭，在ICU住了一周多，终于转危为安。
“这次肺炎算是提醒我，自己还是一个渐冻症患者。”由于说话困难，唐旭选择了用微信文字的方式和我们交流，“但我不会中断爱心窗口的捐款。”
1991年4月，唐旭出生在江苏宿迁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9岁时，他被确诊为渐冻症。十几岁时，他的病情已经发展到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四肢仅剩右手食指稍能动弹。
为了给儿子治病，唐旭的父亲来到上海打工，唐旭也在上海入学。后来，唐旭考入上海海事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毕业后成了一名IT工程师。工作之余，他和好友一起花两年开发出“小蜜蜂无障碍”公益小程序，帮助残疾人士出行。
唐旭的事迹被报道后，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他，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五年来，他一直坚持在“五四”青年节或者“七一”党的生日这天，坐着电动轮椅搭乘地铁，往返两三个小时来到爱心窗口捐款助学。
“是时候做点事情回报社会了。我就是坚持学习，才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不想看到那些孩子因病、因贫而失去求学的机会。”唐旭说，“在我的能力范围内，我会一直关注并支持慈善助学项目。”
五年来，唐旭一直坚持在“五四”青年节或“七一”党的生日这天前来捐款。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在爱心窗口的柜台上，一直放着两本资料，一本是贫困中、小学生资料表，一本是贫困大学生资料表。翻阅这些资料表不难发现，贫困大学生一般为在沪高校就读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情况各不相同；中、小学生则一般是上海本地人，普遍来自郊区，家庭贫困的原因多是父母离异或者家中有人罹患大病。
爱心窗口志愿者沈杰英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审核和跟进这些贫困学生的情况。前几天她核实几个孩子的情况时，电话打得她“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她说，这些孩子的遭遇让她心生怜悯，但好在有人不断献出爱心，而这份爱心正不断传递和延续。
家住奉贤的蒋淑婷还记得，2011年她读五年级，原本幸福的家庭突遭重创：她的父亲在修理耕种机械时受伤，高位截瘫；原本在超市打工的母亲为了照顾父亲，不得不辞职在家，整个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那种绝望感和无助感深深刺痛了蒋淑婷的心，直到今天仍让她难以忘却。
正是那一年，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陈建明走进爱心窗口，看到了蒋淑婷的资料。他同情这个小女孩的遭遇，并决定结对资助她。
蒋淑婷父亲手术后不久，陈建明和爱心窗口的工作人员就带着1500元和礼物上门看望了她们一家。后来，蒋淑婷读初中，陈建明的资助变成了每年2000元，高中是每年2500元，大学又涨到每年3000元，一直到她大学毕业。
蒋淑婷一直心怀感激。小时候，她会给陈建明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长大后有了手机，她也常常向陈建明分享自己的点滴进步。出租车司机和贫困学生的故事就在这座城市里默默地书写着。
其实，陈建明除了资助蒋淑婷，还资助福利院的老人，不仅逢年过节买水果、补品看望，还带老人们参加了杭州、南浔、乌镇一日游；他还定期去看望儿童福利院的孤残儿童，动员身边的朋友来捐款……
“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这些需要帮助的人群。”陈建明说，“小人物也可以有大行动。”
2023年，蒋淑婷大学毕业，考入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陈建明觉得他有种看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的骄傲。更让他欣慰的是，蒋淑婷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提出，自己也想结对资助贫困学生。
那年9月10日，陈建明专程开车接上蒋淑婷来到爱心窗口，结对帮助了一个松江区的初中女生。蒋淑婷说她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也更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她、帮助她。“我会一直资助她，就像陈师傅这些年帮助我一样。”她说。
爱心就这样传递和延续下去。从1994年发起至今，爱心窗口已经累计资助贫困学生2万余人次。
“生活享受起来是没有底的，我宁愿自己平时省一点”
“外婆，这是哪儿啊？”小男孩趴在爱心窗口，转过头问旁边正在捐款的老人。
老人一边拿出钱递给工作人员，一边告诉他：“这是献爱心的地方，是做善事的地方。”
老人名叫潘秀珍，72岁，电气公司退休工人。她专程赶在过年前来捐上这笔4000元善款，而这是她每月5000元退休工资的大部分。
“生活享受起来是没有底的，我宁愿自己平时省一点，挤出这笔钱，起码能帮助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潘秀珍说，她之所以要来捐这笔钱，源于自己年轻时在黑龙江北大荒上山下乡的经历。即便自己后来回到了上海，退休后可以乐享天伦，她却从未忘记曾经经历过的艰苦岁月，她的心里也总是挂念着，世界上的某些角落还有人在艰难生存。
这次来爱心窗口捐款，潘秀珍没有告诉儿女，唯独带上了自己的小外孙。“虽然他现在不懂，但让他留个印象也好，我们点点滴滴地培养教育，希望他长大后能做个有爱心的人。”潘秀珍说。
临近农历新年，潘秀珍带着小外孙赶来捐款。
在爱心窗口，有太多像潘秀珍一样的人，他们把慈善当作一种习惯、一种家风，代代相传。
赵智慧一家四代同堂，到爱心窗口献爱心的传统也延续了四代人。她的父亲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每年春节前都会捐出自己一个月的退休工资给“让贫困户过好年”项目，直到去世。父亲去世后，张智慧继承了他的传统，每年继续到爱心窗口献爱心。如今张智慧年纪大了，她就把这个习惯教给了自己的女儿，后来，女儿又教给了女儿的女儿……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2000年4月，刚刚满月的陈旦旦被父母抱着来到爱心窗口。他们以陈旦旦的名义捐出了她人生第一笔善款。此后，陈旦旦每年生日前后都会来爱心窗口捐出自己的零花钱，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从不间断。
“我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他们希望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陈旦旦说。
初中毕业后，陈旦旦去了日本留学，直到大学毕业才回国。这些年，即便陈旦旦自己不在上海，她也会每年委托父母去爱心窗口替她捐上这笔善款。
陈旦旦的捐款持续了23年，她也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如今，陈旦旦已经回国工作，她说自己会一直把这个习惯保留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陈旦旦的捐款持续了23年，她也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图片由受访人提供
城市温度
邵庆工作的房产中介距离爱心窗口不远，每天上班他都会路过这里。刚开始，他只是好奇。2021年河南水灾，看到新闻的邵庆第一次走进了爱心窗口，捐出了100元钱。此后，但凡有灾，他都会来献上爱心。
邵庆是“新上海人”，从安徽老家来上海打拼十多年，每一分钱都来得不易。但他坚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邵庆说，作为一名房产中介，工作中他见惯了人情冷暖，也见过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算计，但每次来到爱心窗口，都会让他觉得上海是一座充满爱心的城市。“你看那些爷爷奶奶，从很远的地方坐公交、地铁来捐款，都会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
很多人捐款后不愿留下姓名，捐赠证书上只能写下“爱心人士”。
工作人员钟素梅是福建人，她至今还记得一位令她感动不已的上海老人。
那是2021年7月的一个雨天，爱心窗口走进了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穿着普通，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询问了工作人员几个有关爱心窗口和慈善基金会的问题后，他表示自己想捐一笔钱，一共91万元。同时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钱要用于实现共同富裕；二是不能宣传报道。
钟素梅答应了老人。在帮助老人完成捐款后，她看到了老人手机弹出的银行信息，余额只剩下了4000多元……
因为雨下得太大，钟素梅提出为老人打一辆车回家，老人拒绝：“这样你们就知道我住在哪儿了。”钟素梅又提出可以用老人自己的手机打车，老人发现还是得告诉她住址才能输入后，再度拒绝。直到最后，目的地地址输入了老人家附近的延安西路/定西路路口，不输入具体的小区，老人才终于同意，上了车……
“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退休的工程师，但我们更觉得他是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老人。”钟素梅说。
在爱心窗口蹲点的最后一天，我们跟随志愿者唐飞宇一同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去看望98岁的李利老人。去年9月，离休干部李利捐出10万元善款，用于资助边远山区的贫困学生。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联系下，云南省红河州第一中学的一批贫困学生得到了帮助。
从爱心窗口出发，步行20分钟，就到了李利老人的家。推开挂着“参战退役军人”牌子的大门，两位白发老人已经静静地等在家中。98岁的李利和她75岁的女儿蓝云。
唐飞宇把一封感谢信递到李利手中，并向她展示捐赠仪式的照片。老人连声说“好”，立刻拆开读了起来：“敬爱的李利奶奶：您好！我是来自云南绿春的陈情艳，得知能给您写信我倍感荣幸与激动……”
受助学生写给李利的感谢信。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信很长，写了两页多，李利仔细地读完，说：“这个小孩子了不得。你看她，有脑子、有规划，而且自律，说要克服自己的缺点……”李利觉得很欣慰。
同行的还有两位华东政法大学实习生，年轻人好奇李奶奶的人生故事，老人就兴致勃勃地讲起来。她出生于淮安的名门望族，本姓尹，不到14岁就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李利”，希望革命早日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主动请缨，从市委机关到市北中学任副校长，此后便一直耕耘教育，直至离休。
“我小学只念了半年，一辈子都没有一张毕业证书，但我知道教育的重要。”李利回忆。年轻时，她和丈夫工资不低，但他们除了5个亲生的小孩外还领养了2个孩子，日子过得并不宽裕。计划经济年代，夫妻二人每人每月有29斤粮食，她就和丈夫说好，每人每月捐出5斤粮食，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听说有考上大学没有路费的学生，李利会拿出自己的工资，让教务主任转交，从不说是自己捐赠……
这样的传统一直持续到现在。无论是从居委那儿得知的困难户，还是家中保姆老家出了事，李利都会解囊相助。她说：“人生灰暗时有人帮助太重要了。这是同志之间的阶级友爱，做这样的事情是一种快乐。”
李利（左）和女儿蓝云（右）开心地读着来自云南山区孩子的信。
“妈妈一生都是如此，对我们后代也是这样教育。”蓝云说，李利自己生活非常节约，一条棉裤穿了很多年，春秋裤的里裆补了又补，“今天这身衣服是知道你们要来特意换上的。”旁边的助步器上搭着李利刚刚换下来的旧衣。
从李利家出来，阴雨初歇，地面干爽，梧桐树上挂上了红红的灯笼，连日的寒意终于一扫而空，洋溢着这座城市的温度。
凡人的善举和爱心为冬日的上海增添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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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雷册渊 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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