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Judith Kay Nelson
翻译 张馨戈
原文Crying is a Two-Person Behaviour: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based on Attachment Theory发表于(2007). Attachment: New Directions in Psychotherapy and Relational Psychoanalysis, 1(3):280-293
引言
从依恋理论的角度来看，哭泣可以看作是一个两人互动互惠的现象，它涉及两个在主体间领域相互作用，依恋和照料的相互间的系统。有意识地思考哭泣的给予-给予照顾的方面-在预期或适当的时候哭泣或不哭泣-为理解主体间过程的复杂性带来了广阔的视野。是否哭泣以及哭泣的类型，可提供有关治疗关系的动态和含义以及过去和当前依恋状态的宝贵信息。根据鲍比的理论来说，我们可以把哭泣分为抗议的哭泣、绝望的哭泣、分离般的无泪的哭泣。对与哭泣有关的依恋和护理行为的深入综合理解，也可能有助于关系分析师或心理治疗师更有意识地关注来访者的情感协调和失调，以及两者之间的动态调节。
为了理解哭泣，临床医生通常依赖于个人心理分析理论关于最早期情感发展，这种情感影响是定量的、累积的，因此需要消除。布鲁尔和弗洛伊德在19世纪最后十年撰写的《关于歇斯底里的研究》中将眼泪称为“非自愿反射”，这种影响会消失，从而使“大部分影响消失”（Breuer＆Freud，1895d，第8页）。他们使用德语术语“ sich austoben”（意为“大哭一场”）来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情感积聚并因流泪而被释放-这种观点在流行心理学以及精神分析文学和实践中一直存在。
当前关于人类行为的主体间性的心理分析观点是建立在包括影响在内的经验相互关系的中心原则之上的。正如Stolorow（1997）所写的那样，“情感体验是一种在相互影响的主体间系统中，从出生开始就受到调节或错误调节的东西”（第865页）。哭泣虽然被认为属于情感领域，但通常被视为情感体验的附带事物，而不是有意识地视作在治疗关系中具有特殊含义的主体间现象。个别临床医生发展了有关个别患者及其哭泣或不哭泣的含义的理论，但通常没有理论背景来加深他们对主体间哭泣的理解。
Stolorow和Atwood（1992）写道，“精神分析探究的适当领域''不是孤立的个人思想，而是患者和分析师，或儿童和照料者的主观世界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更大系统。” （第1页）。主体间的范式部分是由研究启动的，该研究表明婴儿和父母在相互调节的依恋关系和照料关系中是充满活力的和令人回味的伴侣。将哭泣视为触发照顾行为的依恋行为，揭示了儿童和照顾者与患者和治疗师之间的相互影响，并有助于在这两个相关的配对之间建立桥梁。
有意识地思考哭泣所附着的信息和对哭泣的照顾方面-或者在预期或适当的时候哭泣或不哭泣-增加了关于主体间过程复杂性的重要信息。它揭示了我们在工作中做出的一些神秘的、无法解释的选择，包括一些似乎是“直觉”的干预措施以及在长期心理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成文法则。对哭泣和依恋以及对哭泣的照顾行为的深入理解也可以帮助关系分析师或心理治疗师更自觉地监控影响、调和和失调以及影响调节的动态。
哭泣 ，分离和悲伤
哭泣，伴随着微笑和双臂向上的信号，是一种将作为照料者的父母召唤到婴儿身边的依恋行为。根据来自比较动物研究和部落文化的证据，部落文化更接近我们的进化适应性环境，鲍比理论认为哭泣是一种先天行为，其目的是为了使父母或照顾者与被抚养婴儿保持亲近。他还假设婴儿哭声会触发父母的照料行为，从而形成了关系圈：分离，依恋行为，照料行为和亲密关系。尽管鲍比从未追求过这个想法或含义，但鲍比还表示，哭泣是一生的依恋行为。
终生都在哭泣的默认原因是分离：在婴儿期是与照顾者分开，成年后是与亲人的死亡或与爱的人永久分开（Nelson，1998,2005）。在婴儿期，根据依恋理论，分离的痛苦是所有其他痛苦的根源。饥饿、身体疼痛、惊恐的声音，都基于相同的原理触发了相同的行为：来这儿，我需要你。 在成年期，分离和损失可能是字面上的对象损失，但也可能是多层的、隐含的、受到威胁的、避免的、象征性的、幻想的，甚至是无意识的。 ‘来这儿；我需要你’的成年同样复杂。照料和安慰的呼唤也可能是内部的、象征性的、隐性的或无意识的，而仅在极端或特殊情况下才是字面意义。
根据鲍比的苦恼-抗议，绝望和超脱（Bowlby，1960，1961）阶段作为哭泣类型分类的基础，或在预期中适合哭泣的时候却抑制了哭泣，创建了一个哭泣分类框架。这个框架基于他对婴儿每个阶段伴随的不同类型哭声的描述，以及他的观察结果，即成年人对亲人死亡的反应与婴儿对与照顾者分开的反应相似，但成年人有通过苦难进行重组的能力，而不是最终陷入威胁生命的分离。
尽管连喜悦的眼泪都可能反映出悲伤的一面（Weiss，1952），但某些成年人的哭泣似乎超出了个人失去，象征着普遍的或超然的依恋，爱或纽带。这种类型的哭泣是由审美、神秘或弗洛伊德（Freud，1930a）所有的，“海洋的”感觉或由人类之间异常联系的时刻引发的。由神经、生化或其他生理原因引起的哭泣也可能发生，与任何分离或损失无关。有关哭泣的临床评估及其与不同类型的成人依恋关系的详尽讨论，请参阅Nelson（2000，2005）。
照顾者系统和行为
正如依恋理论中描述的那样，将哭泣和照顾作为行为的相互关系系统，是一种理解哭泣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婴儿的父母不只是“决定”回应婴儿的哭声。他们受到强大的应激反应（包括生理变化）的强迫，当他们和哭泣的婴儿一起时自身会发出警报并打扰他们（Sullivan，1940; Frodi，Lamb，Leavitt，＆Donovan，1978; Boukydis＆Burgess，1982; Boukydis，1985; Donovan ＆Leavitt，1985; Weinfield，Sroufe，Egeland，＆Carlson，1999）。
婴儿通过哭泣表明需要且向照顾者身体亲近并发起照顾响应来帮助建立和维持亲子伴侣之间的依恋纽带（Bowlby，1969; Kobak，1999）。照顾可能具有生物基质，但与婴儿哭泣相比，它受到自觉控制的要多得多。所有的父母都会被婴儿的啼哭声提醒或干扰——其他人也能听到婴儿的哭声——但他们的回应速度和照顾质量却因父母的早年经验、育儿理论以及婴儿和照顾者的性情是否合拍而大不相同。他们应对措施可能是迅速反应去照顾婴儿到无视或隔离哭泣的婴儿，或者在较不理想的情况下，表现出急躁，恼怒甚至生气或虐待婴儿。
当成年人在其他人的存在而哭泣时-如在心理治疗中一样-可能照顾同伴的系统也会被激活，根据哭泣的类型、关系的性质、以及学到的行为模式、社会文化价值以及潜在照顾者的依恋经历和依恋方式，结果都会有所不同（Nelson，2000，2005）。成人哭声虽然通常缺乏婴儿期的特征性哭声，但仍会警惕并“打扰”哭泣的人哭泣的对象。有些哭泣会让人产生同情心，并渴望去安慰哭泣者，而其他哭泣会烦扰，疏远或挫败潜在的看护人。能够区分不同类型的哭泣和每个人引起的看护反应类型，是跟踪心理治疗与哭泣互动的相互依恋护理过程的第一步。
哭泣和压抑哭泣的类型以及它们所唤起的照料回应
鲍比(Bowlby, 1961)指出，婴儿面对分离的时候，它的反应首先是抗议，然后变成绝望，最后是以冷漠应对。而且，他提到的其中每个阶段都会伴随着婴儿哭泣。“在早晨的时候”，他写道，“孩子经常会大声哭泣，晃动他的小床，自己去翻身，急切地四处打量和寻找任何可能是它母亲的景象或者声音。”(第15页)。这个阶段他称之为“抗议”。如果照料者在几小时或几天内没有回来，抗议的哭喊声就会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断断续续的低声恸哭，在这个阶段，鲍比称之为“绝望”。如果失踪的照料人仍然没有回来，并且没有找到一个替代的稳定持续的照顾者，婴儿就会进入最后的、危及生命的脱离阶段，在这个阶段婴儿就不哭了，它会一直保持沉默。
婴儿期经历丧失的原型便是与照顾者分离，而在成年期经历的丧失的原型便是亲人的死亡。当鲍比研究成人面临丧失的反应时，他发现了成人会出现与婴儿对失去照顾者的类似的反应，也就是抗议、绝望和超然。“当他哭泣时，”鲍比(Bowlby, 1961)写道，“失去亲人的成年人呈现的反应就像孩子发现母亲暂时离开的反应一样”(第333页)。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失去亲人的成年人可能会从绝望走向重新振作，而不是一定会以婴儿以最终的沉默和隐退性脱离来做最终处理。有些成年人如果没有能力为丧失事件哭泣，并且丧失导致他与别人在情感链接中退缩的话，可能他会表现出一种冷漠的抑郁症，这与婴儿在与照顾者分离的最后阶段类似。
如果成年人经历丧失与婴儿与父母分离时的悲伤阶段相似，我突然想到，也许成人哭泣的性质也会随着每个阶段的关系而改变。成人的哭泣可以被归类为抗议性的哭泣，绝望悲伤的哭泣，或者，在一些受压抑时的哽咽，也就是一种超然的无泪(Nelson, 1998, 2000, 2005)。
这种根据悲伤对应的阶段对哭泣进行分类的模式，可以为治疗师提供一个基线，也就是用来理解当来访者哭泣的时复杂的主体间时刻。这种分类当然是一个参考点，而不是绝对的。它将无法哭泣的那些人的感受和经验与其他可以哭泣的人的感受和经验划分开来。
有意识地去整合哭泣本质作为依恋行为的一部分，目的是提示照顾者需要为此做出回应，当照料出现很多微小变化和有一些偏离的时候，也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同样我们也可以了解，作为分析师和心理咨询师，当病人哭时，我们也处于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与来访之间激活的依恋系统和照顾行为就可以作为一个定位点，这有助于在治疗关系以及相互影响和动态调整时，我们理解主体间的对话以及许多高度微妙的影响和调和。依恋和照料总是主体间的，而且事实上在成年期的依恋和照料，每一种行为都会受到另一种行为的影响而共存。这一观点符合一种研究中出现的论述，即“儿童经历的发展机制必须为相互调节的儿童照料系统所有”(Stolorow & Atwood, 1992，第23页)。
当有人在我们面前哭泣时，我们自己的依恋行为和/或经历可能也会被激活，即使我们是在给予他人关爱。在彼此处于依恋的时刻，眼泪可能是两个哭泣者之间的纽带。或者，我们可能为了回应我们依恋的人，当对方哭泣的时候我们也会因共情而哭泣。照料也是可以互相唤起和体验的(Bader, 1996)。
因此，双方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哭泣-照顾等式的两边。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在某一点上进入这个模式，以显现和阐明哭泣-照料的相互影响的动态。然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每一种情况都往往以复杂和高度特殊的方式交织在一起。
抗议的哭泣
在婴儿时期，抗议哭闹的目的是避免或弥补丧失，获得重聚。鲍比指出，大多数的丧失确实是暂时的，这使得从进化的角度来看，抗议哭泣具有高度的功能。这是婴儿发出的信号，要求照顾者采取行动，避免对孩子造成永久的、危及生命的分离。当小孩子继续抗议哭闹;也就是说，他们“大声哭喊，摇晃摇篮，到处乱跑”，以避免与父母分离的威胁。然而，他们也会用抗议哭喊来避免不太严重的威胁和损失，比如需要玩玩具或关掉卡通片，依靠他们早期的成功的哭泣来吸引照顾者，让他们拿出想要的玩具或食物。
在这一点上，照顾者的回应是帮助孩子调节事件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安慰孩子或顺从孩子的愿望。一位母亲说，她的儿子大哭，因为他丢了一只史努比袜子，她说，你哭的话，你的腿就会断掉，你也会失去你的伙伴。一位父亲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当他的儿子在被拒绝吃冰激凌之后五分钟还在哭。他建议他的儿子停下来。于是儿子说:“好吧”，他就擦干了眼泪。
当成年人失去亲人时，就像在婴儿时期痛苦的分离一样，抗议哭泣往往会非常激烈。它也可能伴随着口头抗议，如“不，不可能”，或“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抗议哭喊代表着一个悲痛的阶段，也就是当人们失去亲人时而且事件的发生让人无法接受时。在痛失所爱的人的早期阶段，抗议哭诉会触动潜在照顾者最深层次的同情和同理心，他们很容易理解丧亲者的痛苦，因此能够理解他们对失去亲人的抗拒。
然而，当抗议哭泣只是回应日常损失的时候，它的背后往往有一种刺耳的、听起来几乎是愤怒的力量。它向潜在的看护者传达的信息可能是指责、要求或敌意的，尤其是当哭喊者寻求行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 停止!帮帮我!让这一切消失!” 他(她)想要做些什么，甚至可能拒绝给予安慰或共情。当抗议哭闹发生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问题。对于潜在的看护人来说，当他们被他人指责造成损坏，或者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抚平伤痛的情况时，抗议哭泣可能会疏远潜在的照顾者，而不是拉近与他们的距离。他会让照顾者，包括治疗师，感到防御、绝望、贬值、沮丧。
然而，有些时候，抗议哭泣代表着治疗关系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早年的一篇文章中，我描述了如何治疗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非常厌恶哭泣因为每当她掉眼泪的时候，她施虐狂的父亲都会殴打她。我鼓励她用最初的抗议哭喊。也就是说这代表着她依恋我的时候减轻了一些内在焦虑，也代表着她开始有能力为她早期的创伤经历而悲伤。我很容易对她的哭声产生共情，并鼓励她用新发现的声音表达抗议和悲伤。
直到很久以后，当抗议的矛头指向我时——当她指责我因为去度假而虐待她时，尽管我非常清楚这些分离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创伤——我才感到沮丧和烦恼。在那个时候，我不得不依赖于照料的发展观点，用我的职业-父母影响调节技能来控制我的愤怒。
我耐心地向一个还在学习情感调节的孩子解释，我对她的感受及其来源的理解，我度假的需要，以及当我不在时我想要照顾她的愿望。实际上，我的话在主体间缓解了我们俩:她过于重负的依恋系统和我过于重负的关爱系统。下次我去旅行的时候，她准备了一大包纸条，上面写满了她敌视我、指责我的想法，让我在飞机上阅读。她用语言进行抗议，没有指责性的哭泣。我确实带走了那个包裹，我知道很重要的是我不能把她完全抛在脑后，但这些纸条太凶残了，我只能在度假后的第一个小时之前瞥上一眼。这样做，我就能同时涵容我和她的情感。
最终，她学会了如何处理我的旅行，这需要基于我们的依恋而不是破裂来进行。在一次旅行后的治疗里，我们都被深深地感动了。她说:“我终于明白了‘思念某人’的含义。我以前根本不知道人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终于从对我的依恋中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在我不在的时候，她也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痛苦，而不是被完全的抛弃所压倒。”
绝望的恸哭
在婴儿时期，绝望的哭泣意味着它放弃了与主要照料人重聚的希望。这些眼泪代表了一种更深、更安静、更深刻的悲伤阶段——无声的哭泣，而不是高声抗议的尖叫。在正在学习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悲伤和丧失的儿童中，也可以看到绝望的悲伤哭泣。一个孩子因失去宠物或未被邀请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而绝望的哭泣，从而唤起熟悉的照顾者最深切的共情，并希望给予孩子照顾和安慰。
成年人丧亲时，当人们认识到并去面对失去亲人的这一现实时，绝望成为了悲伤的一个阶段。哭泣的本质是投降和向绝望屈服，而不是抵抗和要求改变。绝望中的哭泣 也可能发生在一些不太极端的丧失的反应中，比如收到了工作上的解雇通知，接到了一个老朋友伤心的电话，或者输了一场重要的体育比赛。身处这种悲伤之中的时候，通常会激起他人极大的同理心和同情心，并唤起一种提供抚慰和安慰的强烈冲动。
正是这种在绝望中哭泣的特点，给咨询工作提供了一条路，即可以通过悲伤作为修复的一个部分。它正是设计依恋行为的目的:与他人建立并保持一种亲密的联系。即使是那些在“足够好”的依恋中哭泣的孤独的成年人，对象征性的、内化的、甚至幻想中的照料者也能带来安慰和慰藉(Kobak, 1999)。面对丧失的时候，眼泪会让我们重拾爱。在关联中，在依恋中，人们怀揣着一种希望，不仅希望可以解决悲伤，并且希望能够维持人们与丧失的人或物的关系。
冷漠的无泪或抑制的哭泣
在婴儿时期失去主要照顾者的最后一个反应阶段是一种危及生命的、沉默的冷漠。对于失去亲人的成年人来说，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他表达的是沉默的、无法流泪的抑郁。它使患者孤立和沮丧，会疏远潜在的照顾者。这种冷漠的成年人状态以其独特的方式也可能危及生命:不夸张地说，涉及到自杀而言，患者是象征性地从日常生活和朋友或亲人的关心、安慰面前退缩了。
然而，并非所有因失去亲人而压抑的哭泣都是超然的。当失去亲人时，一些无法哭泣的人会找到其他相关的方式来寻求他人的关心和亲密。他们可能通过言语表达他们的绝望，也可能通过肢体接触或拥抱来表达(当其他类型的亲密无法获得或无法忍受时，性亲密也可以代表依恋需求)。还有一些象征性的行为，比如种树或写信，或通过音乐、绘画或诗歌创造性地表达悲伤也可以给人们提供链接，而非以冷漠的方式，让人们不流泪地哀悼。
心理治疗关系中哭泣的主体间性方面
从依恋理论得知，哭泣成为了一个通道，也就是在主体间性过程中可以将依恋和关怀的细微差别带入我们的意识。哭泣标志了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治疗师既可以是一个新的客体或依恋对象，也可以是旧的客体或依恋的重复。正如温尼科特所说，“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刻”之间是存在联系的。与此同时，对哭泣和提供照顾的反应也必然涉及治疗师的“此时此地”和“彼时彼刻”。苏西·奥巴赫(1999)写道:
如果依恋是一种范式，而且问题出在了依恋上，那么依恋的本质、围绕着依恋的恐惧和防御还有关系中的所有细微差别都需要被分析者和分析者共同努力解决。(p。80)
哭泣是我们生下来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我们第一次主体间体验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的照顾者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开始对我们的哭泣作出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 孩子或成功的或失败的通过哭泣来吸引照顾者的注意，而照顾者反应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及时性是有助于建立和维持和孩子的依恋关系及其质量，无论是安全的、矛盾的、回避的还是无序的/迷失的。(Ainsworth, Blehar, Waters, & Wall, 1978; Main & Solomon, 1986; Hesse, 1999)。等到成年以后，那种依恋行为和那些被关爱的经历就已经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生命之中了。
在治疗对话的时候，当病人哭泣或者当治疗师哭泣时，或者出现想哭的状态但没有哭泣时，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开始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就是测试这个特定的哭泣时间引发的内在反应类型。我们可以使用内部反应作为指南，也就是假设我们已经检测了我们自己的依恋模式，并且能够觉察到任何面对他人哭泣的特殊反应，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依恋模式和曾经被照顾的经验。例如，如果有一对哭哭啼啼的、贫穷的父母，以及无法理解孩子的，或喜欢惩罚别人的照顾者，或者在父母或与伴侣对关系中出现控制、让人内疚的抗议的眼泪，都可能会让成年治疗师对某种类型的眼泪产生阻抗，这还可能因流泪者的性别不同而有差异。另一方面，更常见的可能是治疗师早期的依恋经验，导致治疗师会准备过度照顾他人发展(Bader, 1996)。
假设我们自己有一个成熟的意识水平，当面对自己的依恋关系以及当有人哭泣时给予照顾的回应，或者一种特定的哭泣，或者抑制的哭泣，事件引发的内在反应是理解主体间发生事情的重要关键。当病人向你哭诉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感觉到自己被推开，好像几乎没有空间去感受同情、给对方发提供安慰或理解?如果是这样，我们可能是处于病人的抗议哭泣或抗议悲伤的无泪阶段。这种类型的悲伤会让人觉得对方是在发牢骚、被控制或要求，同时这样会让治疗师怀疑自己是否缺乏同理心。或者这种哭诉是悲伤的一个阶段，那这种哭诉也就可以被欣赏——甚至是欢呼了——因为病人找到了他或她去反对丧失出现的方式，就像我上面提到的病人一样。
面对绝望的哭泣，我们可能会感到深深的悲哀，有时我们自己也会流泪，并会用我们的语言、声音和/或面部表情来表示理解和关心。作为治疗师，我们可能会感觉此时与对方变得异常亲密而且让人印象深刻。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在克服丧失和悲伤这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因为绝望的眼泪表明病人正处于一种悲伤的状态，也就是向失去的经历认输，而不是抵抗或试图挽回它。我们和病人之间经常有一种联系，就是感觉他们真的允许我们“在那里”帮助他们，在他们的悲伤中陪伴他们。
当对方压抑的哭泣时，他们在预料到的或适当的时候流泪，我们也可能会感受到沮丧，因为我们提供照料时可能会被对方贬低或拒绝。当抑郁的病人抱怨说谈论痛苦的丧失是没有好处的，更不要说哭泣了；或者当治疗没有帮助时，我们可能会感到被对方推开。在其他一些时候，我们可能会对压抑哭泣的封闭或孤独的病人产生同情，甚至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也想哭了。这是因为我们和病人产生了一些连接，但是病人却没办法有这样的感觉。
案例
我从朱莉·格哈特(Julie Gerhardt)和安妮·斯威特纳姆(Annie Sweetnam) 2001年刊登在克里斯托弗·波拉斯(Christopher Bollas)的文章里挑选了两个案例。一个是他的案例，另一个是他们一起的，他们都很友好地同意我用他们的案例来写这篇论文。案例里写到有些小片段显示了患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与抗议悲痛作斗争，这让他们自己，有时也让他们的分析师感到惊愕。然后，在精神分析师的干预下，患者开始绝望地哭泣，这是治疗关系变得越来越成为安全依恋的标志。
我绝对不是根据增加的一些视角去暗示或者去改变分析师说过的话。但是很明显，这些大师级临床医师描述了他们工作的状态以及高度发达的感觉。同样的，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是基于依恋理论来加深对哭泣的理解的。
案例一
克里斯托弗·波拉斯(Christopher Bollas)的案例首次出现在他的著作《一个角色》(Being A Character, Bollas, 1992)中，通过分享一张图像，让病人移情到了他小时候，从而帮助了这位经历长时间抗议的病人——通常使用言语，而不是眼泪。他的图像让女人在分析中第一次流泪，她哭泣的时候是绝望的和悲伤的，而不是抗议的哭泣，这加深了她分析中的依恋。在波拉斯对介入前那段时期的描述中，会有一丝挫败感和无助感，这是分析人士或治疗专家在应对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议时经常会感受到的。例如，他注意到他的病人“无精打采地抱怨她生活中的许多失望”(Bollas, 1992，第120页)。与此同时，她拒绝了他的解释，尽管他指出了抗议悲伤背后的“绝望”，并认为它来自“她父亲无意识的嫉妒”。
波拉斯在书中写道，他的解释“无法打动她”，这反而与她受到打击的照料产生了共鸣。她不让他靠近，更不让他在绝望中安慰她。相反，她表现出强烈的抗议——好像她想要一些她没有从分析师那儿得到过的东西或者补偿。
这时候波拉斯与他的病人分享了以下图片:
“你知道吗，你刚在说话的时候我就想给你看，我这儿有一张你的照片，这是一个三岁的穿着芭蕾舞鞋和芭蕾舞短裙的小女孩，她的爸爸妈妈邀请她来表演节目。在给她掌声的时候，她觉得很温暖，并且她相信这个世界将会永远如此温暖。(波拉斯，1992年，第121页)
在那一刻，病人泪流满面，这是她第一次在分析中这样反应。波拉斯将他的干预归因于他和病人之间的一种“无意识的融洽”。在直觉中，他与她的依恋伤痕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在此刻还是在过去，两者之间发生的主体间过程的细微差别，他都进行了精心设计和即时的干预。从这点来说，波拉斯能感受到，这也就展示了病人是能够听到并且接受这种富有同情心照料的回应(Frank, 1997，第295页)。
通过使用这种唤起记忆的图片，这可以帮助他们消除彼此工作中的受挫的感觉。他深处一个脆弱孩子的位置去与她联系，而不是站在缺乏安全感的成年人的位置。正如波拉斯所言，这幅图像“捕捉到了一些点，也就是我之前是会用抽象的形式去表述病人的某些特质的。”(1992年，第121页)。
在做了这样的干预之后，这个女人的语气变了，她变得柔和了，而且她第一次在治疗中开始流泪。她开始能够面对失去亲人的悲伤和绝望，并且她允许心理医生还陪在她身边。哭泣既是确立这种依恋的手段，也是这种依恋存在的证据。现在她也有了一个期待，也就是她可以继续前行并且为她生命中经历过的失望和损失而去悲伤。她与她的心理医生也希望一起建立一种积极的、治愈性的联系。一年后，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融入了波拉斯虚构的她是芭蕾舞演员的形象，这也证实了她对他日益增长的内在依恋。
案例2
Gerhardt和Swetnam(2001)也描述了一个案例，其中一位作者把她想象中的形象放置到病人的材料中，病人又一次哭了。病人没有像之前咨询一样抗议的哭，而是流露出绝望悲伤的哭泣。治疗师写道，当用语言清楚的表达了她反抗悲伤的感受之后，她(治疗师)就会被抱怨的“刺耳的声音”推向“绝望”，好像他们在边缘状态的地方被指责：例如，病人会说 “为我做点什么!”你帮我还不够!“(p。84)。然而，当治疗师试图移情或试图与病人解释疏远、自我保护的机制时，病人会更加感受到被责备和抗议。
这位治疗师也分享了她的患者小时候的“自发”形象，当病人看到之后，她立即作出反应，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也引发了她的改变，治疗师在她的过程中这样描述:
将近五年来，病人的哭声第一次明显地有了一种更哀怨、更受伤的性质——这是一个失望/被拒绝/正在拒绝别人的小女孩的哭声——而不是她经常表达的那种沮丧和仇恨的指责声。[Gerhardt and Sweetnam 2001, p. 87]
换句话说，哭闹从抗议哭闹变成了绝望悲伤的哭泣，病人在那一刻能够得到并且可以接受的照顾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治疗师，通过调整患者的不安全抵抗性依恋(她的依恋行为很容易被激活，但照料无法缓解)，并调整照顾她的模式，来把她曾经经历的事件和一些幻想移除，使患者能够耐受悲伤，并“让治疗师进来”。
简要地研究了过去的影像之后，讨论的焦点便会转移到治疗关系上。治疗师说:“听起来你想了很多——当我们看起来如此不同，但是感觉上又非常亲密。”病人回答说:“我一直都在想这件事——这是你没有意识到的——一直都在想。”在这一点上，Gerhardt和Sweetnam质疑是否应该将患者“拉回到当下移情，让她远离刚刚进入的咨访共同建立的退行空间”。然而，根据所表现出的依恋行为和随后的讨论，我相信治疗师感觉到她的患者在这个阶段是无法承受太多的原始悲伤、太多的原始依恋和照顾的。相反的是，治疗师可以利用病人刚接接受照顾并且还很脆弱的的这个时候，把注意力转移到对情感调节的直觉感受上，帮助患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她的这些举措是很恰当的，因为它承认在早年时期病人接受的照顾是有缺憾的，病人也与当前治疗师的象征性与真实关系之间持续的发生着相互的作用。
结论
正如上述案例所示，具有分析知识的心理治疗师和分析学家一直在他们与患者的工作中运用着依恋理论和使用照料来工作。也就是说，对哭泣的不同阶段和材料的理解也为临床案例提供了一些改善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当病人在情感调节和协调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哭泣是对话治疗的一部分，是两种主体性的交织，相互产生，相互调节。然而，它很少被有意识地洞察或分析。识别治疗关系中每个伴侣的依恋诉求、哭泣类型和照料回应，为我们对干预、解释和评论的来源提供了新的理解；它们的来源在哪里，评估它是否有效、是否达到预期或者没有作用。此外，理解哭泣和依恋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帮助治疗师理解一些病人令人困惑和未表达的内在反应，有助于理清思路，这是长期心理治疗和分析过程中不可避免需要经历的。
参考文献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