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晚清政府得到了30余年的喘息时间。实际执掌最高权力的慈禧太后重用汉臣、大力改革，努力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的乱局中摸索前进，使得国内环境基本安定、洋务运动蓬勃发展，让封建社会出现了最后一次“中兴”气象，后世称之为“同光中兴”。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就是为“同光中兴”的出现和延续做出巨大贡献的4位朝廷重臣，一般认为他们分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和张之洞。
其中，曾国藩被评价为“群才效用，大寇荡平，而为中兴第一功臣也”；李鸿章被慈禧太后赞颂为“再造玄黄”；左宗棠则是“勋名之盛，秦汉以后，谁与比伦”；张之洞更是被清廷评价为“公忠体国，廉政无私”，为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教育改革做出了绝对不容磨灭的巨大贡献。
除此之外，4位晚清重臣还有一个颇令人无奈的共同点，那就是无一例外，全部“抱憾而终”。
“天津教案”以后，被朝野上下评价为“中兴名将”、“旷代功臣”的曾国藩，从神坛之上重重跌下。据时人笔记记载，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被冠以“卖国贼”称号，朝廷赏赐给曾国藩的赞颂匾额被愤怒的国人“悉数击毁”。湖南乡绅甚至还召开大会，公开宣布削除曾国藩名籍，即不再承认他的“湖南人”身份。
“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曾国藩，灰溜溜地返回两江，不到两年便病逝于南京官邸。曾国藩死后，朝廷虽然给予了至高待遇；《清史稿》也罔顾历史，记载有“百姓巷哭”的字眼；但这都无法掩盖曾国藩“抱憾而终”的事实。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李鸿章代表晚清政府同英、法、美、日等十一国外交代表于北京签订《辛丑条约》，确定了“人均一两，以示侮辱”的4.5亿两白银赔款。继《中法新约》、《马关条约》，尤其是《中俄密约》签订以后，再签订《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彻底戴稳了“卖国贼”的帽子。
李鸿章在晚年的总结和自我反省中，称自己只是“糊裱匠”，“练兵、海事，都不能实在放手办理”，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只是，就像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有才气而无学识；有阅历而无血性”，李鸿章在晚清诸多外交事件中，尤其是在签订《中俄密约》期间被坐实的纳贿卖国表现，也足以让他落得“大口吐血、旋即而终”的下场。很明显，李鸿章也是带着一肚子的遗憾离世。
和曾国藩、李鸿章不同，左宗棠在晚清时期是一个绝对值得后世敬仰的另类英雄。仅凭左宗棠“抬棺入疆”的霸气举动，就对得起后世对其“中国之光、民族之光”的至高评价。
光绪十一年（1885年），重病在身的左宗棠向朝廷上呈了遗折。在这道遗折中，左宗棠的报国之愿，感人肺腑：“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
“遗憾平生、不能瞑目”，左宗棠临终仍怀爱国心、报国志，只是这遗憾确令世人心酸。
宣统元年（1909年），身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的老臣——张之洞病重，时任摄政王载沣前往探望。对于张之洞以“主少国疑，不可轻于诛戮大臣”为由，不可轻易处置袁世凯的建议，载沣只是平淡地给予了“不怕，有兵在”的回应。
就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张之洞称载沣之言为“亡国之言”并无不妥，更难怪张之洞会在哀叹“国运尽矣”声中去世。
就此来看，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四位为“同光中兴”做出巨大贡献的朝廷重臣，或因晚节不保、或因国人咒骂、或因壮志未酬、或因哀叹国亡而抱憾离世。
只是，这几位凭借一己之力即可为晚清续命的国之柱臣，为何会落得如此地步呢？
或许，美国学者贝尔斯在其所著《左宗棠传》中对左宗棠的一段评价，最能解释这个巧合：“他对古代圣贤怀有敬畏之心，且一直遵循圣贤之道。他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力量和才智。他怀有坚定的信念，深信国人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找到一条出路。”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4人中，虽然只有张之洞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但4人都曾受过极为系统、正规的传统教育，“忠君爱国”的圣人教诲早已经深入骨髓。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在他们看来，为自己的祖国呕心沥血，奉献自己的力量就是“忠君”，更是“爱国”。
面对晚清时期的多灾多难，曾国藩平内乱是出于这个目的，左宗棠收复也是这个目的，李鸿章同帝国列强的周旋、张之洞主张的“实业救国”更是如此。只是，他们也只能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尽人事、听天命”，晚清的衰败乃至灭亡，无法阻挡；帝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更无法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