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是网友们比较熟悉的晚清人物，他们俩同为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中兴名臣。
说起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的关系，不得不提到他们之间的先天关系。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同是道光十八年的进士，也就是俗称的“同年”，所以曾国藩有时候提到李鸿章，称为“年家子”。
而李鸿章则是道光二十七年考中的进士，之后入词林，寄居在京都贤良寺。那时候，曾国藩担任礼部侍郎，正在讲那理学，当时京城中的人士，无论满人还是汉人，都敬重曾国藩。
李鸿章也不傻，也以年家子弟的身份拜入曾国藩门下，这就又有了师生关系。
这个世界上有师生关系的人多了去了，仅靠这一段师生关系，无论如何都无法成就彼此后来的功业的。
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发动太平天国运动后，曾国藩、李鸿章都被朝廷委派回籍帮办团练。
不过，李鸿章在家乡帮办团练没有成事，后来虽然朝廷也授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一官职，但是也只是一个虚名，并没有实授。
咸丰八年，曾国藩把湘军行营设在江西建昌。失落之余的李鸿章赶来投奔。
没想到的是曾国藩借口军务繁忙，没有时间接见。
李以为只是一时忙碌，谁知在旅闲居一月，竟全无消息。李请人去探听，曾国藩才冷冷地说：“少荃，翰林也，了不起啊！我这里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朦艟巨舰，不是我这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
演义小说更为夸张，说李鸿章去往行营，递上名帖，被人引进之后，曾国藩却正在那里洗脚，并没有以礼相迎，只是淡淡点了一下头：“少荃且坐”，然后继续洗脚。
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曾国藩看他心高气傲，故意挫一挫他的锐气，磨一磨他的棱角。这也算是曾国藩辨识人才、培养人才的一种方式吧。
尽管解读曾国藩的举动有多少种不同的看法，李鸿章最后还是留在了湘军大营中，成为了曾国藩的幕僚。
李鸿章
既为幕僚，自然要参与到出谋划策和建议的，由于军中事务瞬息万变，加上两个人个性都很要强，难免会有很多分歧和争执。
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因为李元度丢失徽州一事向曾国藩求情，遭到曾的拒绝。
李鸿章事后负气离开祁门老营，回到江西寓所将近一年时间。
而这段时间，太平军疯狂进攻祁门，祁门大营岌岌可危。幕府中仅剩下一个程尚斋，很多幕僚见势不妙，也都把行李搬上了船，为逃跑做准备。曾国藩倒是很大度，提出：现在形势如此，有想暂时回家的，可以支取三个月薪水，等这边形势好了一点，还可以再回营。
曾国藩感叹李鸿章不可与之共患难，其实这倒是冤枉了李鸿章，李鸿章出走的原因是李元度，而不是逃难，曾国藩这么说，主要还是这时身边缺人。
不过好在李鸿章虽然负气出走，但还没有改换门庭。尽管当时朝廷显要人物袁甲三、胜保、都兴阿等人，都曾多次相邀李鸿章去他们那里，并许诺向朝廷大力保举推荐，李鸿章始终没有动心，似乎在等待曾国藩的回心转意。
结果，还真的就重回曾国藩幕中。
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曾国藩被授予两江总督，全权负责四省军务，曾国藩念及李的才能，极力推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
由幕僚直接成为巡抚，这种情况在平时几乎不存在，连李鸿章本人也觉得“实为近代罕逢之遇”，感戴“朝廷不拘资格”。当然这也要看是谁推荐的。像曾国藩这样有实力的地方大员为推手，就有这种可能性。
与此同时，为了组建淮军援助上海，曾国藩还把原湘军的几个营都补充到其中。
曾国藩如此提携后进与帮扶李鸿章，李鸿章心知肚明，自然也要投桃报李。
祁门洪家大屋
同治三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猛攻金陵不下，此时苏州、常州等地已经克复，清政府令淮军助战，但李为了不争曾国荃的将要到手的军功，迟迟不肯派兵。曾国藩对此心中明白，对李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也。”
当然，曾国藩和李鸿章之间也不是完全亲密无间的，有时可能是无心之失，有时可能是为了己方的利益。
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朝廷把工作重心调整到剿捻上来，初期是曾国藩总领全局，李鸿章负责后勤，提高军需粮草粮饷等。
在湖北剿捻小河溪一战当中，杨鼎勋的勋军因为追敌冒进，中了埋伏战败，后刘秉章部亲军、庆军吴长庆出击，不仅救援了勋军，而且还反败为胜。战役结束后勋军报捷，且和庆军军吏一起去李鸿章负责的粮台处领取粮饷，李鸿章说，打了败仗反说胜仗的是很羞耻的事情。庆军军吏则说：“羞耻的羞耻，光荣的光荣。”
这么一件小事，后来就传到了曾国藩耳中。
可能是认为李鸿章在讽刺吧，反正初期剿捻，曾国藩指挥的湘淮军失利的情况比较多见。
曾国藩给朝廷的奏疏中就有这么一句：“臣不敢以一战之功，遂自忘其丑陋”，怀疑是指小河溪一战虽然胜利了，但其中有部分将帅讳败为胜，我并不是不知道。
刘秉章把这件事告诉了李鸿章，李鸿章问道：“有这件事吗？”李鸿章命人拿来邸抄一看，果然有这么一句话。
从这件事以后，李鸿章再谈论湖北的战事，稍微要谨慎一点了。
曾国藩最终还是回到了两江总督的任上，朝廷命令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诸将，负责剿捻事宜。究其原因，自然是曾国藩剿捻不力，但为什么能平定太平天国，怎么就不能平捻呢？
这很可能与李鸿章有一些关系。据《异辞录》记载：“自曾文正任钦差大臣，先文庄（刘秉章）为襄办，诸将故等夷，弗乐为所属，常引避，莫肯从战，此李文忠离间众军之效，得于福元修（福济）中丞者也。
这也可能也是曾国藩剿捻没有成功的一个原因吧。
如果上述文字还不足以说明曾国藩指挥不动淮军，那么看看曾国藩回复李鸿章的信稿。
曾国藩曾派遣淮军主力部队刘铭传部驻防河南周家口和沙河河防，但刘铭传听从了李鸿章的命令告病回老家休养，曾国藩对此非常生气。
曾国藩写道：“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募、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
可见，即使曾国藩是平捻主帅，实际上曾国藩对淮军指挥不动，淮军表面上也听从曾国藩调令，实际上却不听号令，反而听从李鸿章的指挥。
曾国藩剿捻初期，曾提出“河防”之策，主要是以运河为依托，并修建长墙，来降低捻军的马队的机动灵活。李鸿章曾对此表示异议，并讥讽道：“古有万里长城，今有万里长墙，不意秦始皇与千余年后遇公等为知音。”
但李鸿章自己全权负责剿捻事务时，并没有全盘否定曾国藩的河防策略，只不过稍加完善而已。
淮军还是那批淮军，只不过李鸿章对淮军有绝对的指挥权，最后才能取得平捻的胜利。
可见，李鸿章有时候的嘲讽要么没有深入调查仅仅是嘴贱口快，要么就是为了反对而讥讽。
李鸿章早期在曾国藩军中，由于常受湘人排挤，不免心生芥蒂，所以在给刘秉章的书信中对几个人都没有好印象，比如说左宗棠是“湘人胸有鳞甲”，说彭玉麟“老彭有许多把戏”。
曾国藩
随着淮军集团和湘军集团此消彼长，曾国藩的离世，曾和李的关系也就终了了。
后人总结曾、李的关系，就好比管仲与鲍叔，韩信与萧何的关系一样，相互成就。曾之于李，不光有提携之功劳，曾国藩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态度以及学识也影响和改造了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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