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皇上起用林则徐，曾国藩早就预料到的，正因为这样，穆彰阿才找他商议。
曾国藩在心里是对林则徐颇为崇敬的，因为林则徐和他一样，是个清官，是个真正替老百姓办事的人。林则徐禁烟的初衷，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这一点与曾国藩的想法一致。如果将曾国藩换作林则徐，也许他不会那么对待英国人，手段要委婉和高超一些，不至于一下子和英国人闹翻。
因为禁烟和抗英，使林则徐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曾国藩也与唐鉴他们一样非常同情。
穆彰阿对曾国藩说：“今日内廷觐见，皇上言群臣之意，要起用林则徐，皇上乃心善之人，不忍拂众人之意，你可知晓此事？”
穆彰阿之所以找曾国藩，是因为他得到准确消息，是唐鉴他们那帮理学文士，几次帮着林则徐说好话，皇上的耳根子软，没有多大的主见，听他们的话说多了，自然也觉得有些愧对林则徐，起用一下算是弥补。穆彰阿这么说，是有些怪曾国藩，听到唐鉴那帮人帮着林则徐说话，怎么就不告诉我一声呢？你小子能有今日，都是我帮着你，该不会不懂得知恩图报吧？
曾国藩听懂了穆彰阿话中的意思，当即跪下替自己叫屈起来：“学生知恩师乃当朝重臣，受群臣敬仰，且深得圣意，故不敢多言，恐他人疑心学生行为不端！”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学生跟唐大人进宫侍讲，确实听诸位大人替林大人说情来着，学生卑微不敢多言。学生亦知晓朝中大臣多有上书替林大人叫屈者，恩师定然明白！”
他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先给穆彰阿戴一顶高帽，然后暗示穆彰阿在宫里有内线，唐鉴他们的那些话，肯定会传到穆彰阿耳中的，无需他多事，而他作为唐鉴的学生，如果出卖老师，那可就显得太小人了，属品质问题，说轻了就是行为不端，说重些，就是人格低下，以后还怎么混呢？
接下来，他说明自己的苦衷，只是一个小官，在皇上和诸位大人们面前，哪有他说话的地方呢？再者，朝中有很多大臣都上书替林则徐说话，那是主战派的人在搞事，你穆彰阿作为朝廷重臣，怎么不知道这点风向呢？
穆彰阿被曾国藩这几句滴水不漏的话，塞得说不出话来，是啊，完全是他自己失察，怎么还敢质问门生的不是呢？
说到后面，曾国藩竟然痛哭流涕起来：恩师帮忙了我，才得以顺利通过皇上的考试，我头上的四品顶戴虽是皇上所赐，其实是恩师给的，恩师是我的再生父母，我感恩还来不及呢，哪敢背叛恩师呢？学生是个实诚人，实诚人做实诚事，要是别人逼学生背叛恩师，学生宁可死也办不到哇！
曾国藩在翰林院中混得这些年，早已经将官场上的那一套学到手了，他这一番表明心迹的表演非常到位，以他的资质要是混影视圈，拿个小金人大奖，完全不在话下。
穆彰阿顿时曾国藩的表演感动得一塌糊涂，当即亲手将他搀扶起来，好生安慰了一番：老师不是不相信你，此乃非常时期，要多留一个心眼不是？
曾国藩自然对恩师的疑虑表示理解。
穆彰阿接着和颜悦色地问：你觉得林则徐这人如何？
穆彰阿与林则徐暗中过招，不可能不知道林则徐的为人。曾国藩知道林则徐尽管反对西方入侵，但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开放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所以他对林则徐的思想，是认同的，可他在恩师面前，不能那么替林则徐说好话，但他也要保住林则徐，不会再被穆彰阿陷害。
同样的意思，该怎么说，反映了一个人说话的水平和智商，曾国藩对穆彰阿说：学生并未见过林大人，只是听别人说此人性格刚毅，办事认真，曾经在任上治水患，颇有成效，唐大人那里还有一本林大人所著的《北直水利书》，学生还没来得及找机会拜读呢！
他这番话里，没有一个字是说林则徐作为主战派，是怎么和穆彰阿过招的，那就避开了话题的尴尬。他只是听别人说林则徐的为人怎样怎样，而且摆事实讲道理，说林则徐确实办了不少好事（治水患），连唐鉴那里都有林则徐的书。林大人因外交的事而遭贬，如今被皇上起用，皇上乃千古明君，定然知道该怎么用林大人。学生认为，恩师你没有必要将此事放在心上。
穆彰阿从这番话里同样找不出半点漏洞，人家并没有帮林则徐说好话，人家说的那些话，都是众所皆知的。
他也在暗示穆彰阿，林则徐是个实干家，是个真正能办事的人。既然皇上要用，那就让皇上用呗。你作为内阁军机大臣，该怎么让皇上用了林则徐，用在哪里，那是你的本事，别让林则徐跟英国去闹，不就行么？
穆彰阿想了一下，也是哦！林则徐不是能办事，会打仗吗？就让他去好好办事算了，那是既尊重了皇上的意愿，也缓和了与主战派的关系。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1845年），林则徐奉召回京候补，十一月以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二十六年（1846年）四月，授陕西巡抚，七月初九（8月30日）抵陕上任。这时的陕西，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鸦片战争时，清廷为解决军费困难，除调拨陕西征收的盐税外，还强令陕西捐银一百多万两。鸦片战争后给外国侵略者的赔款也摊派到陕西，仅西安府咸宁、长安两县的赔款银，年征收就在二万两以上，相当于上缴正银数的三分之一；加上各地接连发生灾荒，劳苦群众生活异常艰难；渭南、富平、三原、大荔、蒲城等地的“刀客”与当地回民联合起来，反抗官府的斗争此起彼伏。
陕甘地区起火了，让林则徐是扑火，远离京城的是非圈。这是后话了。
且说曾国藩从穆彰阿的府中出来，心里一直打着颤，穆彰阿已经知道唐鉴再为林则徐说好话，以穆彰阿的为人，肯定会对唐鉴下手的。唐鉴是理学大师，一介文人，虽然理学知识渊博，可玩弄权术根本比不上穆彰阿，一旦中了穆彰阿的道道，下场可就惨了。
琦善与英国人签订《穿鼻条约》之后，唐鉴上书给皇上，要求严办，直接导致道光皇帝惩办了琦善。而道光二十二年七月耆英与英国人签订了《江宁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后，唐鉴也坚持皇上严办此人，亏得耆英找了两个替死鬼，这才把这事糊弄过去。皇上也觉得，如果让一位大臣去签协议，回头就严办的话，今后谁还敢去呢？
此前穆彰阿认为最大的对手是主战派的人，没想到最大的威胁原来是几个不动声色的理学文人，上次的帐还没来得及算，这次的加在一起，该好好算一算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禁替唐鉴担心起来。
以后的日子里，曾国藩几次暗中提醒唐鉴，要防着朝廷有人射暗箭，唐鉴却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只不过是个太常寺卿，是负责主持皇家大典礼仪的人，跟权力中枢扯不上边，只是和皇帝的关系比较好而已，谁会射他的暗箭？
在穆彰阿面前，曾国藩只是出自对权势的敬畏，而对于唐鉴，曾国藩则是出自内心的敬重，他在唐鉴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曾国藩一生思想变化的基础，也是他一生文学思想变化的基础，都来自于唐鉴和倭仁的影响。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内心敬重的老师，被另一位老师伤害，可是他夹在中间，左右不是，怎么办呢？
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曾国藩更加警觉起来。
根据有些书籍记载：曾国藩立门开府后，户部尚书英和便把自己的一个下人介绍给曾国藩做门房。此时曾国藩碍于英和的面子，再者，自己确实需要一个门房为他做些跑腿之事，于是他留下了此位门房姓陈名升，也是湖南人。初次见面，曾国藩对这个陈升的印象就不好，后来也证实了他对此人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仔细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户部尚书英和是满洲正白旗人，在乾隆年间的时候，还差点做了权臣和珅的女婿，官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道光七年(1827年)因“家人私议增租”被降职，外放热河都统。次年，授宁夏将军，以病为由请求解职，获得批准。不久，因之前监修之宣宗陵寝地宫浸水，被重责，本拟处死，幸有太后说情，改发配黑龙江充当苦差，子孙也一并革职。道光十一年(1831年)被释回，子孙复官。道光二十年(1840年)卒，赠三品卿衔。
也就是说，这个叫英和的人，在1840年就死了，而曾国藩当上五品官员，则是在五年后，所以绝对有误。
不管英和有没有和曾国藩接触，但那个叫陈升的下人确是真的。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六年初写给家里的中有一句：“……下人陈升，绝非善类，为堪甚笃，有心去之，然不得已……”
我觉得这个叫陈升的人，其实是穆彰阿的人，是穆彰阿派去监视曾国藩，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才不敢得罪，要不然的话，早就赶走了。
陈升到了曾国藩家中做事后，表面上勤恳，但一肚子的坏水，连曾国藩家里买菜的钱都要克扣，曾国藩为了不得罪穆彰阿，只有忍着。他要就救唐鉴，还得全靠此人。
以前曾国藩都是去唐鉴的家里学习，现在他有了新家，肯定也要请别人来玩玩。于是，他在家里置办了几场宴席，请唐鉴、倭仁等理学名士到家中喝酒。
喝酒之余，主要研究理学，不谈论国事，也不再像以前那么愤青。有一次宴席散了之后，陈升收拾屋子，捡到一本书，是穆彰阿撰写的《澄怀书屋诗草》其中的一本。曾国藩见了之后，只说是唐大人不小心落下的，等改天再给唐大人送去。
陈升将唐鉴阅读《澄怀书屋诗草》的事，告诉了穆彰阿，穆彰阿听了之后满心欢喜，自己的书籍能够令理学名士研读，那可是莫大的荣幸啊！
穆彰阿要对唐鉴下手，肯定会出招。以前穆彰阿为了保住耆英，用手段对付忠臣达洪阿和姚莹，那可是不留痕迹的。
要想保住唐鉴，就必须像保护林则徐一样，让他远离京城是非之地。曾国藩想了一招，那就是让自己出点事。
唐鉴出生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到道光二十五年的时候，已经是68岁，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按道理，他完全可以告老还乡，可他是理学名士，京城名砥，几次告老，道光皇帝都不让。当臣子的都是皇家的奴才，皇帝不允，你也没有办法。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一天，曾国藩照例陪同唐鉴去见道光皇帝，一路上就扶着唐鉴走路，直到道光皇帝的面前，他仍不撒手。
见过君臣之礼后，曾国藩扶着唐鉴到一旁坐下，研读侍讲之时，他端了一杯水给唐鉴，却故意在唐鉴接水的时候，把水给洒了。他连忙跪在地上向皇上请罪：学生不慎，没有服侍好老师。
道光皇帝看了看白发苍苍的唐鉴，也没有责怪曾国藩。
光有这一招还不够，曾国藩又去穆彰阿的府上，闲聊之时，说唐鉴想告老回乡，可是皇上不允，有唐鉴他们在京城，你中堂大人岂不多了一块心病？不如干脆让那老头滚回家算了。
穆彰阿一听，有道理，于是向道光皇帝说，唐鉴的年纪太大了，身体不好，恐怕主持不了皇家的礼仪庆典，一旦在礼仪庆典出错，可就有失大清国体了。
就这样，道光皇帝下旨，让唐鉴告老回乡。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唐鉴获得圣意，告老还乡，临别前，道光皇帝召其入宫，好好奖赏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