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5日，长江商学院CEO京津冀深潜学习活动现场，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分享了当前热议的话题——数字货币与金融科技创新。
杨涛主任提到，这个主题比较专业，但也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以及企业密切相关。尤其是在各方推动变革的同时，更需要把一些基础性的共识、发展的思路、战略的重点先理清，否则就会产生过犹不及的矛盾。
在课程中，杨涛主任谈及了四个方面：
①我们谈金融问题的时候离不开对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数字化时代发生了什么，其中有哪些认知误区；
②与数字化的经济社会相应，金融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如何理解数字金融与金融科技创新的一些主要思路和趋势；
③基于不久前发布的《中国金融科技运行报告2020》，围绕当前金融科技发展最新状况做了归纳；
④聚焦当前热议的数字货币，有一些观点与当前主流思路不完全一致，供大家思考。
以下为课程内容节选，enjoy：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1
中国经济面临内在挑战
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
为什么要讨论数字经济、数字化？每一个企业都有不同的理解。
有从宏观经济角度的理解。近些年来，全球面临经济增速、贸易增速下滑的问题，而贸易增速下滑背后可能与WTO格局遭受冲击有关；长期经济增长为什么下滑，背后的因素非常多，如要素的角度、需求端拉动力缺乏的角度、全球财富与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出现恶化的角度等。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要持续一段时间的，过去的黄金增长周期很难简单重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一些亮点， 比如今年全球经济体预期只有中国才有可能呈正增长，有全球独一无二的管理疫情挑战的一系列机制，其他国家都没有。
但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内在的挑战，压力也非常大。以前中国是要素投入驱动型的增长，但是规模扩张、不断提升的趋势遭受逆转了。原因很多，其中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人口问题，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都是人的问题，所有商业模式研究最终也是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影响非常之深远。
第一，人口自然增长乏力，虽然放开计划生育约束，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人口快速增长，背后的原因大家谈的已经很多了。
第二，人口快速走向老龄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于金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举一个例子，随着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对金融产品的风险偏好下降，会带来金融结构的一些深远影响，如未来更加风险可控的固定收益产品，可能在整个金融结构当中不断地提升。
人口结构变化在经济层面影响更多。从区域之间的差异看，按照2019年末的统计，全国60岁及60岁以上的比例人群大约在18%左右，在这样一个平均数基础上，一线超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差异，北京大约比这个低一点，是17%左右，深圳相对来说是最年轻的城市，刚刚跨越10%，而很多人没想到的是，上海是超大型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已经超过了日本，大约在35%左右，这一现状背后带来的影响将非常深远。
前些年，对上海（经济发展）的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是边际生产率在下降，资本收益率在下降，这虽然是经济学概念，但是它表达了一些拐点性的冲击，背后是不是跟人口也有一定的因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上海过去的中心地位实际上有一些已经出现了弱化，资本配置更多往那些新兴城市、尚处于老龄化初期阶段的城市转移，各个地方对于人的争夺也越来越突出。
2
数字化不一定成功
但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
我们面对的挑战非常之多，怎么办？短期内是活下来的问题，中长期是活得更好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的全球经济高增长确实是信息经济带来的正面促进作用，2003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动力是宽松货币政策，房地产加金融。2008年危机打破原有的格局之后，全球经济一直没有找到真正的龙头拉动力，但可以总结的是，在当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情况下，大家多多少少都要追求利用数字化变革来改变一下原有的发展路径。
我认为，数字化不一定保证成功，但是不拥抱数字化失败的概率是极高的。
中国在拥抱数字化的过程中，拥有一些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什么中国能快速发展？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巨国经济模型。真正的巨国无非就是中、美、印度，数字化领域可以拓展的就是中、美。一个巨国经济体，经济腾挪的空间前所未有的巨大，经济交易活动前所未有的复杂，所以我们可以在双循环的基础上进一步谈内循环的问题。
巨国经济体本身腾挪空间很大，也就是说折腾的空间很大，但是大量低效率的折腾意味着在大量领域生产交易活动效率没有那么高。对此， 我们认为需要利用数字化来解决原有的这些矛盾，使得低效率的折腾变成有效率的折腾。
如果用几个主题词进一步描述数字化，我认为可以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是透明化。正如当年历史学家黄仁宇说，中国是缺乏数字管理的社会，信息不对称很多领域才能赚大钱，信息畅通很多领域就很难按照传统模式赚钱，不透明对于体制、机制、政策带来了大量摩擦成本， 阳光化其实是一切低效率的天敌，数字化第一带来的就是透明。
第二是公平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如果按照统计局所公布的相关数据来看，中产阶级定义为月收入2千到5千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大约有3.6亿左右，但是大家要看到2千元月收入以下的人群有9亿多，月收入在1千元以下的人群有6亿左右，月收入在5千以上的大约7200万。 数字化变革如果只着眼于中产阶级是有问题的，未来少不了“木桶理论”中的短板制约。
第三是标准化。利用数字化机制确定的是底线原则与天花板原则， 做什么事情是有计划，有规律的，遵循一定标准的，所以标准化是重中之重。
3
数字化背后不是一拥而上
我们需要知道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
数字化有三个层面：
第一是新兴的数字经济，也就是那些ICT产业和互联网产业。
第二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
第三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新基建。
我们首先要理性探讨的，是不能高估数字经济的作用。
前段时间有一个数据在各方经常用，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度30%以上，我认为这里有大量的判断误区和泡沫。如果中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度30%以上，中国经济已经没问题了。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贡献度在17%左右，这里面最大的水分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新兴的模式判断相对清楚一些，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有时候判断是有很多不准确的地方。
今年疫情以来，可以观察到国家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思路发生了一点微调，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更重视的是新兴的数字经济，现在开始逐渐转向高度重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
我在金融机构做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大量的产业很难用金融科技改变，为什么？数字化程度极低。所以这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当然新基建也是重中之重。
未来中国的数字经济究竟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的数字经济这些年确实在突飞猛进，但是从生产和消费层面我们都遇到了挑战。
有个衡量数据是一个学术概念，叫全要素生产率。前些年为什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乏力，甚至下降， 国家就提出了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技术真正在经济当中起到的作用。我们反思是不是现在的数字经济虽然起到了一些作用，比如在需求端、渠道端、场景端，但是在真正的供给侧技术驱动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数字经济，在生产层面要真正促进生产率的提升；在需求层面，为什么担心消费金融是不是出问题，就是因为消费金融让你多花钱了，在金融科技时代通过无感支付，没有感觉把钱花出去了。过去花现金有刺痛感，电子时代一支付就过去了，消费金融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严重乏力。我觉得未来挑战很大，现在借钱未来要还钱，一旦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和现金表有问题，一定会遇到信用卡危机，更广义的是消费金融危机。
数字化背后不是一拥而上，我们需要知道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微观个体只有理解大的趋势，才能站在符合未来历史潮流的积极的一面。
4
从需求侧、供给侧
金融拥抱新技术突飞猛进是必然的
正是因为在经济社会层面发生了一些变化，金融也要发生变化，这是必然的。例如 大工业时代，需要大规模的IPO支持，当整个经济模式变得越来越依靠数字化进行解构，原有的生产分工模式都发生了变化，每一个环节，每一类主体所需要的金融支持必然也是越来越智能化、便捷化、体验化，这是来自需求端巨大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 技术本身就对金融带来深刻的影响，它改变了金融机构的形态，金融产品的设计。无论是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金融拥抱新技术突飞猛进是必然的，金融的核心就是特殊的信息处理。从互联网金融到金融科技，表达了在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在未来展望中国金融的明天。
首先，是看到如何从乱到治。研究金融有两个视角，宏观和微观。宏观视角的核心是货币，而货币的概念边界已经受到深刻的影响。货币是什么？你问一个货币经济学家，他说不清楚，就像数学家很难回答1+1是否等于2一样。风险定价在前沿领域都受到新技术的深刻影响，利用新技术可以更有效的判断微观个体的行为。
例如，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前沿学派叫“神经金融学”，研究每一个做出金融行为选择的个体，其脑电波、生物特征发生了变化，只要找到二者之间的关联、得出信息流，我们知道就可以做金融创新这就体现出新技术对金融理论前沿的影响，最终很可能传导到金融市场实践中。
另一方面，要遵循金融市场的基本规律。前些年谈到新金融、互联网金融，有人说让传统金融走下神坛，人人都要做金融，但现实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这是需要反思的。
5
当金融拥抱新技术，发生了什么？
现代金融也就是一部科技发展史，科技不断进步，金融活动越来越复杂， 到了新世纪，新兴技术突飞猛进，金融活动更加复杂，两个复杂的东西叠加在一起会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以支付为例。90年代末我们在讨论中国的零售支付体系时，政策层做了一个选择，不再发个人支票，直接跨到卡时代。
为什么能做这种政策选择，就是金融电子化、信息化、电算化到上世纪末已经可以支撑做这样的选择了，从支付的历史节点可以看到。
当然我始终所贯穿的是强调任何问题都不能片面化。很多人都说中国新金融在全球受瞩目， 最受瞩目的是移动支付，两大节点，一个是在2011年，一个是在2014年，这两个背后都有非常复杂的制度因素，不仅仅是技术因素。
作为学者来说，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中性道路，因为现实当中的问题没有非此即彼关系的，一方面支持新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过去中国对于新金融尤其是第三方支付，对于各类模式监管曾经是全球比较宽松，在任何国家来说，现在很多商业模式都会遇到严重的司法挑战。
2011年快捷支付。 所有中国新金融的创新都是源于快捷支付，什么叫快捷，你的资金来源有的是挂卡的，有的是走支付备付金的余额，挂卡的正是早期支付机构和银行合作所展开的，这是重要历史节点，没有这个，整个金融创新起不来。直到去年为止欧元区国家推出一个法令PSD2，推动银行把自己的数据进一步开放，从来没有人认真解读什么意思，实际上根据此规则，到前年欧元区国家才允许银行放开网关，跟第三方机构合作，欧洲的银行之前根本不玩这个游戏。 所以对于中国特色，当你看到令人眼花缭乱，高大上的模式背后，有可能就是一些节点造成的，这个节点背后不是理论能解释的，就是多元因素在那个节点造成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同样可以看到，2014年条码支付，从叫停到快速发展也是这么一个过程。
有这样一些很微妙的节点，金融风险与安全是不容易把握的，所以我们依托一些案例给大家直观的发展线索和感受，而当前这个变化是全球性的，各国的传统金融中心城市都在纷纷拥抱金融科技，为什么呢？归根结底有两点：
第一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金融竞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你到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会发现，金融业态已经不再集中在高楼大厦里，金融要素已经分散化、数字化、分布式，竞争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国与国是这样，城市与城市之间也是这样。
第二定义为数字化时代的焦虑感。数字化时代最大的作用就是整个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结构变化不断加快，两个企业之间是这样，两个城市之间是这样。
现在为什么地方纷纷争取进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金融机构纷纷拥抱数字化？另一个意思是你不做可以，我不做可以，你做了我必须要做，否则在竞争中就处于不利地位。
所以数字化时代信息互动有时候很可怕，大家都有极度的焦虑感。
当然，需注意数字化时代信息是极度丰富的，我们现在很多方面面临的或许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大量的垃圾信息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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