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特性属性
高技术特性。数字经济发展的高技术特性，是指建立在人类最新数字技术成就的基础上，伴随数字技术扩散和数字技术创新过程而出现的多种数字化技术特性，其中，高智力、高竞争、高速度是高技术特性的典型代表。高智力，数字技术是知识密集型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底层技术的发展，必须依靠创造性的智力劳动，依靠富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凸显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高智力特性。高竞争，数字技术是社会快速发展的核心基础及创新原动力，在数字化转型的大趋势下，必然显现出互联网平台承载其商业行为的高竞争特性，谁先掌握数字技术并获得良性竞争优势，谁就会在数字经济高技术发展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高速度，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高技术产业，是目前发达国家经济中最活跃也是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其结果不仅表现在产值、产量的发展高速度上，而且还突出表现在产品性能更新的高速度上。
高渗透特性。数字技术等高技术本身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渗透性，隐含着巨大的网络技术辐射潜力。其多种特性的协同作用使得数字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并加速向经济、国防、科学、技术、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全面渗透。主要表现为：
一是突破时空与产业界限的高渗透特性。不仅突破原有的经济边界，实现跨时空的自由穿越、流动和交互，同时还使得信息服务业等也能迅速地向第一、第二产业扩张，使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并相互深度渗透。
二是打破传统企业边界与成长规律的高渗透特性。以提升企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为主要特征，数字经济发展能迅速打破传统企业边界；同时将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平台、服务等功能集聚于一体，有效形成由制造能力、创新能力、服务能力等驱动的企业成长规律。
三是颠覆传统商业模式与资源利用方式的高渗透特性。从基础设施、融合应用、企业和政府数字化转型、数据治理等多层次、多维度进行突破，借助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快速优化和集成共享，通过数字技术的加速渗透以快速颠覆传统商业模式，加快形成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资源利用新方式。
高融合特性。信息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在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上，以深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导向；而互联网技术所体现的“联结一切、跨界融合”特点，更奠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高融合特性。
一是技术体系的高融合。数字经济通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跨界融合，尤其是通过5G作为高可靠、低时延、广覆盖、大连接的移动通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高融合的数字经济技术体系。
二是生产体系的高融合。数字经济通过聚焦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布局，以实现产业全要素、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创新，从而构建数字驱动、智能主导的数字经济高融合生产体系。
三是政策体系的高融合。数字经济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借助“互联网+”和政府大数据决策平台，围绕转方式、优结构、换动力等视角，全力打造能实现高质量与高融合推进的多维政策体系，为实现政府政策制定科学化提供重要支撑。
高增长特性。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的正式颁布，使数据首次被正式纳入了生产要素范围，并使数字经济成为了拉动经济高增长的重要引擎。当然，数据的驱动和引领，除了需要更多合作伙伴具有足够的历史耐心、战略定力与理性思维外，更需要加强数据要素市场的培育并为其商业价值持续赋能。为此，应当重点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基于要素市场视角，着力关注数据要素市场的分类和系统管理，不断提高各产业体系中原有要素的价值转化效率，进而促进生产效率的提升，确保数字经济的高增长；
二是基于数据价值视角，着力关注数据本身所产生的新价值，全面提升相应的数据要素价值，进而促进传统要素市场的数字化升级，确保多维线下商户经营场景价值的高增长；
三是基于要素服务视角，着力关注横跨各领域的综合要素作用的服务价值，全面推进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资源的开放共享，进而促进大数据交易价值的社会赋能，确保全方位服务增值运营效率的高增长。
高安全特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数字化特征，企业对数字化的依赖越来越强，面对的核心数据防范、关键业务重点保护、信息资产高效运营等安全挑战也在不断增长，由此凸显出了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安全特性。其中，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业务安全等是主要代表。在大数据云计算环境下，数据的收集、传输、使用过程都已暴露严重的数据安全问题。数据既有国家、公共属性，关系国家安全；又具有人身、财产等属性，关涉私人权益。为此，既要加速数据安全立法，也要加快数据安全的多元“共治”。
在数字化变革的趋势下，行业应用智慧化、业务平台数据化、基础设施云化、万物互联泛在化等特性，给网络安全带来了全新的挑战，需要全面提升网络安全感知能力、网络安全融合能力和网络安全服务能力，以全面保障大数据环境下的网络安全。作为数字经济的技术基础，相比于闭源软件等产品，开源产品具有较高的透明度，开源战略有利于降低数字经济的技术风险水平。因此，如何以相对较低的投入、较小的风险和较高的质量等形式，通过开源战略有效提升物联网、柔性生产、个性化定制等业务安全，是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
二、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变革属性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日益成为当今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度影响着时代的产业变革与变迁，并给各国治理体系、人类文明发展带来新机遇，同时对传统的经济社会管理体系带来新挑战。如何应对数字化转型，积极构建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行业变革体系，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行业变革属性主要表现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管理变革、治理变革五大类，其中，质量变革是主体，效率变革是主线，动力变革是基础，管理变革是条件，治理变革是保障，且多维变革之间具有联动性。
质量变革。我国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相对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质量总体不高。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传统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了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提升，必须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牵引作用，打通数字化转型链条，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推动产品与装备的质量升级和服务的质量升级；必须推动质量变革，全面激发质量发展动能，激发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质量变革，
一是要充分围绕“质量”的内涵，更加关注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给予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需求及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重要保障，更加聚焦企业的质量投入对于经营绩效和全要素生产率长期稳步提升的巨大推动；
二是要通过改革引导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使整体经济在更少投入的基础上获得更高产出，全面构建高质量、高效益的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体系；
三是要不断激发和保护好企业家精神，不断提高企业家高质量发展意识与创新能力，进而不断提升人力资本质量，通过大数据分析市场需求，减少新产品研发生产周期，全力打造质量品牌，大力培养质量文化。
效率变革。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效率高低的竞争，而效率转换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所谓效率变革，就是要着力破除制约效率提升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激发企业主体活力，努力提高决策效率、管控效率、运营效率与发展效率，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全面推动效率变革。
一是要树立“效益优先”理念，通过互联网平台，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能使交易成本大幅下降的优势，主动实现供需双方的资源有效对接，促进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融合融通，促进行业效率的整体提升。
二是要制定“减法”步骤，这也是企业寻找新的增长点、提升自身经营效率的一场战略转型。通过持续推进政府“放管服”改革和简政放权，主动减掉低效产业，推动数字技术对产业的营销、服务、生产、研发等环节的全面渗透，集中力量把有限资源聚焦到主业和核心业务上，使得企业的整体经济运行实现更低成本与更高效率。
三是要创新“走出去”方式，在坚持不懈抓好公平竞争市场环境建设的同时，要站在全局和长远角度，努力放大互联网的连接优势，全力构筑自由畅通的国际“数字贸易平台”，并通过优化供求对接和持续降低渠道成本，整体提升贸易效率。
动力变革。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只有从传统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才会有不竭动力。数字技术本身就是科技革命产生的创新成果，并以数字化方式实现不同方式的创新。因此，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变革，就是要实现从传统要 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在推动经济高质发展的同时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要破题动力变革，
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尤其是通过数据分析、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网络和人工智能、智能机器生产、机器人等领域的数字技术创新，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加大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力度，合理有序优化产业发展的新空间并提供新动能。
二是通过模式创新，以“互联网+”为驱动，着力推进产业数字化，鼓励模式创新，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跨界融合，以显著改善成本效率，促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全力打造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新动能。
三是通过制度创新，所谓制度创新，其实是制度、观念和利益的认同。数字经济发展包含了重要的制度和政策的创新过程，其核心是围绕数字技术进行的一场制度创新，是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各种规则和制度安排的重塑和再造。随着制度创新红利的持续释放，数字经济的辐射带动能力必将不断增强。
管理变革。工业经济时代企业的基本经营假设是组织基于资源与能力预设目标，确定一个战略目标，再基于目标的实现设置组织架构；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则是基于通过支撑个体创新、捕捉和快速响应外界的变化，进而满足客户的需求，来带动组织的发展。因此，决胜数字化时代，需要先行推动相关的管理变革。
第一，推动组织变革。组织变革，是指组织根据内外环境变化，及时对组织中的相关要素进行调整、改进和革新的过程。数字经济不仅引发生产力变革，对生产关系的改变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直接催生新的社会分工和组织形态重构。为此，企业必须进行组织变革，才能持续激活组织价值创造要素。
第二，推动供应链管理变革。供应链管理变革，不是一个简单的业务运作逻辑的重新构建，而是生产型思维与供应链思维的博弈，是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兴起，整个商业世界都踏上了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作为企业运营中的重要环节，供应链管理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第三，推动人力资源管理变革。传统的职能型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显然已无法适应数字化时代的组织变革要求。在数字化时代，人力资源管理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的巨大考验。人力资源管理变革，须围绕价值创造、价值评价来重构管理模式，围绕“选人、用人、育人、留人”新的内涵变化，重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治理变革。数字经济涉及多方面的利益主体和社会主体，在数字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现有监管治理方式已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治理变革，亟待发挥其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优势和作用。基于数据共享是数据治理的核心问题，必须以推动数据共享和依法使用为导向，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治理变革。
一要关系协同。务必坚定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增进人的福祉为协同共治的目标，务必坚信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学性为协同共治的核心理念，务必坚守以既鼓励创新又审慎包容、既强调自律又坚持底线为协同共治的主体原则。
二要主体协同。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治作用和社会的共治作用；要重点做好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实现主体内部职责明确、关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重点实现组织网络、工作制度和技术平台的协同。
三要机制协同。通过建立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国际合作治理机制等协同治理机制体系，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质参与、共同行动和高效协同。
三、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属性
大数据时代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催生了人和数据的流动、微型跨国企业的崛起、平台经济的涌现、新兴市场的兴起等，大大加快了传统经济组织结构、生产方式、管理理念以及营销方式的数字化变革步伐，也无处不体现着数字经济所主导的经济领域新的演进路径，并协同贯穿于平台化、智能化、生态化、人性化、共享化等路径属性之中，形成生产定制化与柔性化、管理扁平化与精细化、营销在线化与全渠道化等诸多实践路径，最终将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
平台化路径。平台是基于网络信息技术，集聚各方资源、连接各方参与主体、满足潜在需求的一种载体。在知识信息的传递增值和互联共享背景下，互联网平台能创造全新的商业环境，使各种类型、各种行业、各种体量的企业接入平台后即可获得直接服务消费者的机会，同时也能契合数字经济时代下快速连接（去中心化）、高效供需匹配（去中间化）和突破产业边界（去边界化）的商业发展趋势。
从单向价值链到多边价值网络，从商品主导到服务逻辑，从垂直深耕到跨界融合，将成为更能符合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平台化可行路径，其核心内涵是通过缩减中间层，降低组织决策重心与减少管理层级，由垂直科层、单一结构转向扁平网状结构，直接打造扁平化、平台化、赋能型的新型路径。随着平台化战略的纵深推进，平台扮演的角色不仅是产品提供者，更是价值创造网络中的连接者、体验的赋能者、资源匹配的协调者和数字化交易空间的组织者，以及新路径创新场景的设计者。
智能化路径。智能化是指事物在网络、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持下所具有的，能动地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属性。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以智能化为主攻方向，依托区块链和图像、语音、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可大大加快数字经济、信息技术同传统制造的有机融合。其中，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能从消费端沿着产业链不断向上传导，直接引领上游供应商主动融入智能化系统；而数字化设计借助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三维设计与建模工具等技术，大幅度地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开发风险和开发费用，成为企业走向智能化道路必须要突破的关键点；智能制造单元的全新打造，则是开启智能化道路行之有效的切入点，其最大的作用在于提升设备开动率，加快生产节奏，实现企业在多品种、小批量乃至单件自动化的生产智能化。此外，远程运维服务即是典型的制造企业智能化服务模式，对于企业产品的智能化程度要求较高，产品必须配备开放的数据口，并具备数据采集与通信模块。
生态化路径。数字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生态化，其中，在大数据、量子计算、北斗应用、物联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技术的推动下，产业生态化更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而数字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路径，就是通过模仿自然生态系统来追求更高的资源利用率和废弃物产出的最小化，从而树立从线性开放发展转变为循环封闭发展的生态战略思维，并通过开放合作同客户、外部生态之间融合构建生态系统优势，最终形成多头的、多中心并行的、交织的网状型产业生态圈。我国数字经济虽然已呈现各类经济主体深度参与、多种产业融合集聚、新型业态和智慧模式不断涌现、价值共创效率迅速提高的良好发展态势，但是亟需构建以客户为中心平行自动协同的生态化系统。另外，在数字经济领域，生态圈与生态圈之间的竞争一定会成为企业间竞争的最高形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广泛实施开源战略，促使整个组织内外跨界、开放融合，将有利于数字企业基于核心开源产品快速建立企业生态圈，并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的生态化发展。
人性化路径。进入数字时代，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一个显著性进步，就是人性化管理已渐渐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特征之一。所谓人性化，就是力求能全方位满足人的需求，既能满足消费者的功能诉求，又能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主要体现在人性化设计、人性化管理及人性化服务等方面。在人性化设计方面，越来越重视以人为本、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在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上塑造产品形态，并结合产品语意探讨形态塑造与语意表达进行数字产品设计，更加关注受众情感层面上的需求及对界面视觉的人性化满足。在人性化管理方面，基于对发挥用户非理性因素决策作用的考虑，结合其思维与创意构思、建筑与环境协调、生活空间与数字智能化集成目标等视角，更加注重管理行为与人性的无限接近。在人性化服务方面，要以客户为中心给消费者以人文关怀，通过量身定制等柔性生产方式，给更多客户带来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有效提高消费者的服务满意度，最终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求。
共享化路径。数字经济是一种可以人人参与、共享共建的经济范式，也可以看作是使用新型的数字技术而产生的全新的经济系统，是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的综合体现。而数字经济发展的共享化路径，就是通过充分利用数据的流动和共享平台的力量，促使商业流程跨越企业边界，编织出全新的资源网络、生态网络和价值网络，同时成功打造实现多方共赢、开放共享的大生态商业布局。可以说，随着共享经济与传统产业、传统行业的结合更加深入，“共享化路径”将带来服务领域广、经济体量大、参与人数多、发展势头好的诸多优势，并在整合线上线下资源、降低供给和需求方成本、提升资源对接和配置的效率、提供更为多元的个性化服务与商品、树立个人的独特品牌与信誉等方面，不断发挥其惊人的最佳潜力。总之，共享化路径属性的充分彰显，不仅是顺应数字经济时代潮流和消费者需求的一次升级，更是服务商面对科技进步和产业变革而实现融合共赢的自我突围，必将助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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