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思｜专访倪军：今天，我们需要培养怎样的领军人才？

倪军的忙碌极为具象。他作为宁德时代首席制造官和上海交大溥渊未来技术学院院长，一周从时间和空间上被划成两整块。

“工作很忙，但事实上，我的人生还没有为工作递过一次简历。”眼前的倪军61岁了，眼神中仍有光彩，黑西装红领带，一丝不苟。

这是一位被天赋和时代同时选中的弄潮者，兼具搏浪的勇气与拼劲。

1981年读大三时，倪军得到了从上海交大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36岁时成为密西根大学终身教授。1998年，他回国参与筹建国际化教学试点班，在此基础上于2006年促成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的建立，并担任首任院长。

60岁不到，身在美国的倪军决定告别密西根大学，回国看看自己能做什么，他也确实看到了——国内人才培养有了新的时代特征和困难点，怎么设计一套新的“跨界学习”培养体系，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沿科研领域输送人才，成为他的思考方向。

倪军把建设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当作一次堪比创业的新的出发。信息化浪潮下，他发现学生们聪明、见识广，但缺乏对国家未来战略需求的了解和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洞察。

“有的人很厉害，但只关注个人的发展，看不到大局，很难真正做成有社会影响的事情。”通过高等教育，倪军想从根本上让学生找到自己和自身立足点——如此，他们或许会有服务于更宽广世界的愿望，并为之锻造自己的能力。

“你是否可以让世界因为你而有一点不同？”10月21日的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战略咨询会议（2023）上，他也公开强调了这个观念，他以安泰经管学院为例，“第五次工业革命，碳中和是绕不开的点。‘双碳’对各行各业将带来变革性的颠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做产品、物流、供应链、品牌和市场，有很多东西值得讨论和研究。对世界来讲，安泰也有可以发挥的作用。”

【对话倪军】

刚去美国时，待了两个礼拜就差点“逃”回来

澎湃新闻：1978年，你通过高考从青海进入上海交大机械制造专业学习，有怎样的学习经历？

倪军：我们高中是青海省的重点高中，所以1978年我考到学校第二名时，还觉得很自豪。我自己原本想去清华，但我父亲是从上海去支援边疆的，对上海感情很深，所以最后去了交大。

当时一来上海，就受到了冲击。我原本在青海算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我们宿舍七人都是外地来的，高考分都比我高。全国一张卷500分满分的情况下，我考350几分，而我们班高的要430、450多分。什么概念？很反映当时中国西部教育水平和沿海地区的差异。

不过大学接触新的课程，大家一起读书，一考下来发现，我也没比人家低。经过第一学期的学习后，我就在班上名列前茅了。

我是从偏远地方过来的，又碰到刚刚恢复高考，能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很珍惜。那时基本就是上课，下午花一个小时运动，踢足球、打排球，吃饭，然后再去图书馆抢位置复习功课做作业。那时日子过得很简单，没太多娱乐活动，好不容易电视里有女排比赛，整个系一个小电视，大家围在那看就很开心。

澎湃新闻：1980年7月，中国政府批准世界银行贷款第一个大学发展项目，这是中国高校首次接受世界银行贷款。时任交大校长的范绪箕选送了38位优秀学生出国留学，你就在其中。当时怎么经历的选拔，在国外全新的环境下如何学习生活？

倪军：当时38个学生里77级的多一点，剩下78级基本每个系最多一人。我们专业两百多人，我当时大三，被挑去参加选拔考，考上了。

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当时对出国留学这件事是很陌生的，包括我对为什么要出国也不清楚。正好我们机械系当时有一位贝季瑶老教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他就推荐我去找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吴贤铭教授，也是我们交大的老校友。后来我跟了吴贤铭教授近十年。

现在想，如果没有公派出国，我很可能就被分配回青海，做不知道哪项工作了。

但刚去美国时，我待了两个礼拜就差点“逃”回来。Culture Shock（意为文化冲击）太大了，初到美国那间公寓，有一种类似芝士的西餐厅的气味，和我熟悉的中国不同；没有朋友；我写封信回去，可能等接到回信起码要2、3个礼拜；偶尔打个电话，一分钟3美元——我们那时候，公派的生活费是300美元一个月，这个钱包括付房租、复印教科书等。

虽然生活有点困难，但家里人一直鼓励我，也就慢慢坚持下来了。

澎湃新闻：你后来一直回忆在美国获得“跨界学习”能力，具体是怎样的？

倪军：我去美国申请读书时，发现找不到原来的机械制造专业，因为专业学习面太窄。最相近的就是机械工程，很宽泛。后来我在美国读硕士期间，又选修了计算机作为辅修，那门课我印象最深的是，要自己设计一整个计算机的应用单板机。每个学生一个账号，可以随便领芯片、储存器，自己设计自己搭，再给教师演示工作。

我就慢慢从学机转为也学电，虽然当时电的很多课程是勉强过的水平，但数据结构等课程对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博士阶段，我又跟着吴贤铭教授，修了统计系的课，比如数据统计、数据分析。我们后来说的大数据，我的基础就是在那时打下的。

总的来说，从传统机械，到计算机，再到统计学，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比如原先机、电，很多是确定性的，统计学就会告诉你，事物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

从我开始读书到工作已经四十多年，回过头看，这种跨界的教育经历，让我获得的思维方式、理论工具、做事体系，使我在国内外做科研、指导研究生包括服务企业，都颇有受益。

中美学生有何不同？当下培养怎样的人才？

澎湃新闻：你在美国和中国，都有非常丰富的大学教学和管理经历，对比来看，中美两国学生在九十年代和当下，分别呈现出怎样的特质？

倪军：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我在密西根大学任教，接收过很多国内著名大学毕业的学生。我就主要拿密西根大学和交大的学生做对比，这两个学校的学生我认为有一定的可比性。

九十年代，中国学生的优势是我们数学、物理这种学科的功底非常扎实，非常勤奋，非常会考试。但中国学生的短板，我认为和国内的教育体制也有关系。第一，中国学生会解题，但很少问这个题是怎么出来的。所以真正把一道题丢在实际的应用环境中，他就发怵。第二，学生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时，缺乏系统性思维。第三，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也不够强，甚至有点“欺软怕硬”，比如就喜欢在计算机里模拟仿真，不太喜欢实际动手。

美国学生，数学和物理基础，普遍来讲功底不比中国学生。但美国学生的系统性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比较强。实际发掘问题、提出方案的能力，也会更强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生数学、物理这些基础方面的劣势，或可渐渐被计算机等工具补足。

当然到了现代，学生又有了新的特质。现在国内大学生普遍是零零后，出生在好的家庭、社会环境里，物质资源大大丰富，接收和整合信息的能力很强。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做事，目的性很强，心里好像有一张清单随时等着打勾：学生会，有了；企业实习，有了；跟哪个老师做科研发文章，有了。但他不会真的去想，我到底喜欢什么，我愿意为什么事业奉献一生，我是否还愿意为集体贡献力量。

另外，创新方面，美国的拔尖学生会希望做别人没做过、没想过、想了却没敢去做的事儿，这是中国学生比较欠缺的。

美国的学生，其实已经感受到了中国的快速崛起，但总体了解不足。中国学生更了解美国社会，而美国学生没有像中国学生了解美国那样的了解中国社会。

澎湃新闻：在这次组建未来技术学院之前，你曾参与筹建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那时候你考虑的人才培养想法是什么？

倪军：1998年前后，时任上海交大机械学院院长的严隽琪教授飞到美国，鼓励我回国，我就答应回来为母校做点人才培养的工作。结果我发现，我们机械系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相比我1978年读书的时候，2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

我就思考怎么系统改革。我当时就是希望人才不是简单的只会解题，而能够更有创新意识，我们要帮他们挖掘能力。所以次年我和交大的老师们合作在上海交大开办了国际化教学试点班，推进教学改革，连续做了5年。非常辛苦，要找海外的老师来中国试点班上课，也想把上海交大的老师送到密西根大学培养，再把密西根大学的课搬回来。

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国际化教学试点班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2006年4月，教育部批准设立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联合学院，我担任了学院的首任院长，想把试点班的教学经验在密西根学院系统建立起来。我们招聘了不同专业背景的老师，没有“系”的概念，在一起完成了课程设置。

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当时的举措还是相对成功的，历年来培养的学生质量很高。现在交大又邀请我回来做未来技术学院，相当于又一次“创业”。我就反思，当年我们还有什么没有做好，比如缺乏系统的跨学科人才交叉培养体系，再比如我们注重人才培养但科研投入不够多。

澎湃新闻：所以这次打造溥渊未来技术学院，想培养的是什么人才？

倪军：我认为当今科技发展速度非常迅猛，其实不需要把所有知识都原原本本教给学生，因为学生需要学的知识未来会不断扩大，而他们在学校里真正学习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希望学生能适应未来不同职业的生涯发展，那么按照我们传统的路径去培养，是行不通的。

当下的大学教育学科设置，随着时代变更、科技发展的进步，要做出改革。我们正好有这样一个机会，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首批12所未来技术学院，上海交大也位列其中。

我们花两年做了很多研讨和调研。上海交大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培养人才的定位，不是简单的工程师。我们希望培养的是未来具有战略性思维能力的，有国际视野的科技领军人才，他们要引领行业，引领未来科技发展。

口号喊的这么响，如何培养？我会鼓励我们溥渊未来技术学院的学生，做到大跨度的学科的交叉融合，我们打破传统的专业壁垒。因为国家未来的科技创新，需要的是有创新思维的人才，如果学生只局限于学一个很狭窄的专业，便很难跳脱开单一的思维方式，也很难和不同领域的人合作交流。

另外，价值观是我们特别看重的，我们希望人才切实有家国情怀，有对人类做贡献的愿望，这会成为人才发展成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澎湃新闻：在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培养学生的具体路径是怎样的？

倪军：在溥渊未来技术学院，我们先把未来人才的画像探讨出来，对他的知识结构进行剖析和整合，一共分为基础科学、人文素养、专业交叉学科、实践创新四个知识板块。

第一个板块是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这些学科知识是学生毕业以后，对第一份工作到第N份工作，乃至对自己的终身学习，都有基础作用的。

第二个板块是人文素养，因为一个人才对祖国的建设要做贡献的意愿，他的人品道德、正确的价值观，是要树立起来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也非常重视，会有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学科。

第三个板块是交叉学科。既要考虑国家对未来人才的需求，也要考虑每个人不一样的的兴趣爱好、特长和志向，所以交叉学习中我们为学生设置了非常宽泛的知识结构。

目前溥渊未来技术学院选了两个方向，“未来能源”和“未来健康技术”。以“未来能源”举例，就有偏科学类、偏工程类、偏系统类或偏政策决策类的方向，可以分出能源政策、能源法律、能源经济等具体的从业领域，所以我们要按定制化、个性化的培养路径。

比如，如果你以后想到政府部门从事能源政策相关工作，那你要学习能源相关的知识，懂气候变化、全球能源结构、能源转型，还要懂公共政策如何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等。未来人才画像画好后，你会在大学知道自己想学什么，不断选择自己需要的知识。

第四个板块，我们要让学生充分进入到实践。我们希望把每个学生大一进来就按未来的博士生培养，尽早涉足到领域。我们有老师的实验室，科研项目团队，老师中有包括数学、化学、物理、材料、机械、计算机、生物等各种学科的。

我们和企业也有紧密的合作，讲求产教深度融合。我们会早早安排学生在企业实习实践，让他们去外面找问题带回学校，在导师的辅导下完成独立课题小组研究。我们希望学生进来，想的不是绩点，而是我要解决什么问题。虽然我们给学生足够的自由度，但不是学生就可以“放飞”了，他们有一位学术导师和一位企业导师的“双导师”，会从旁指导、跟踪学生的学习。

我们有一系列的战略合作伙伴，不光是我所在的宁德时代，还有包括瑞金医院、仁济医院等在内的上海交大医学院的若干附属医院，以及联影、中微、腾讯、华为、西门子，包括我们中国的头部光伏企业隆基等。

澎湃新闻：如果大一的学生进来就按博士生来培养，对学生的基础素养要求也是很高的，如何挖掘和选拔这样的学生呢？

倪军：出于教育的公平性，大学招生我们有高考成绩为基础。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有办法吸引一些奇才、怪才。我们希望学生做未来的领军人才，一定不能只学习好，他还要有胸怀。有的人很厉害，但只关注个人的发展，看不到大局，很难真正做成有社会影响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从面试等，去考察一个学生的整体素养，看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兴趣爱好所在，看他是否有好奇心和探索欲，看他看问题的视角、高度、思维方式，看一个学生在怎样的认知层面。

从教育跨界到职业跨界

澎湃新闻：为了做好溥渊未来技术学院，你辞去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倪军：疫情期间，我在线上给美国的大学生上课，不用去学校。机缘巧合下，我赶上了疫情前从美国降落到浦东机场的最后一架航班。

回来后，一方面，宁德时代找我去，新能源产业是新兴产业，尤其在智能制造、先进制造方面大有可为；另一方面，交大也来邀请我，希望我引领创建未来技术学院，

为了做好这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我就决定辞去密西根大学终身教授的职位，当然这个决定对我来说也很不容易的。

那时我手上还有十几位博士生，但这些学生我会一个个指导他们毕业。包括昨天晚上九点结束活动，十点密西根大学的学生还有博士答辩开题报告，一直弄到晚上11点半。我每个礼拜有一个晚上给他们的，从一开始的十几个博士，到现在还剩五位了。

澎湃新闻：宁德时代的首席制造官和上海交大溥渊未来技术学院的双重身份，你怎么平衡？

倪军：我觉得有两个身份挺好的，好像自学生时代教育跨界以后，又进行了一次职业跨界。

我以前只是大学教授，基本就在学术界纸上谈兵。现在一半时间在企业界，而且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国际龙头企业，能够将我的很多想法真正在实践中检验。宁德时代也很支持我，为我设了“首席制造官”的抬头，那么我的责任就不断增加。从工程、工艺、设备制造到产品研发都要看，所以我还是工程制造及研发体系联席总裁，参与战略方针的制定。

上海交大这边工作的参与深度就不用说了，要组建一个全新的学院。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管理，招聘教师团队、内部管理体制设立、课程设置等等。包括学院合作企业的CEO、院长等我都一一拜访，希望请来和我们学院合作。

产教融合也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我这种跨界的来回切换很好，我们学院选择了“未来能源”领域，这和宁德时代很相关，有利于输送人才，合作开展科研；宁德时代也很支持上海交大的建设，2021年捐赠了200万股给上海交大，对应市值超过13亿元，同时在交大闵行校区附近建设宁德时代未来能源研究院，和交大形成“双子楼”。

如何看待年轻人的迷茫和焦虑

澎湃新闻：中国如何在国际上吸引到高精尖人才，这方面你有什么建议吗？

倪军：人才是第一资源，没有一流的人才，怎么能有一流的科研，一流的产业呢？全球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所以都在推出优惠的政策。

就我自己的观察而言，首先海外人才的回归，大致分老、中、青三档，吸引点是不同的，总体来说，吸引政策要综合考虑人才的职业发展和个人生活。

年轻人才，很多会考虑国内的学术氛围，比如你平台里有没有院士？所以要考虑他的职业成长路径，以及能否解决他的实际居住等问题；中青年人才，一般可能有家室，要考虑如何一方面兼顾他的学术职业发展，一方面兼顾他家庭、子女的发展；一些资历深厚上了岁数的人才，要考虑他们的健康、医疗保险等问题。但我想补充说，因为已有的名声，国家一般可能会花费更大量的资金引进这一类人才，但实际有的人回来还能不能做贡献？所以我觉得整体引进人才时要再斟酌评估，不能太盲目。

澎湃新闻：现在很多年轻人，面临一种普遍的迷茫和焦虑，你可以理解这种焦虑吗？有什么想告诉他们的吗？

倪军：我想现在学生可能确实有很多疑惑，他们选择太多了，反而形成了一种焦虑。

我们那时候很简单，我们没有选择，尤其是77、78级的，好不容易考来交大，很多年纪都很大，就想读书。我也是，没很大的梦想，就是很享受读书。

我那时候也确实没有做选择，考进来后，出国不是我选的；硕士博士到哪去读不是我选的；快毕业了，我的导师说你跟我一起去，让我到他那儿去做博士后，我也没选择。到现在，我从业几十年了，没有提交过一个职业申请。

现在的年轻人信息多而杂，他们对很多事情都很了解，如果这个情况下，年轻人能够想，我们手上掌握了这么好的资源，生活在不愁吃穿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把中国发展成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国家，那多好呢？但我觉得这个讨论得很不够。很多学生就是讨论，我的人生清单上还缺什么，可能因为他不去找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