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小像图片由天津博物馆提供
阮元摹刻石鼓文
阮元家庙
根据史料记载，“神道碑”指的是旧时立于墓道前记载死者生平事迹的石碑。多记录死者生平年月、所作贡献等。神道即墓道，碑指的是立在墓道上的碑。记录帝王大臣生前的活动，也指神道碑上的文字记录。
要探讨御赐阮元墓地为什么没有“神道碑”的历史问题，首先要清晰标示出阮元的历史地位以及文化成就，也要标示出阮公与何凌汉及家族成员的真挚情谊，更不能忽略阮公对得意门生何绍基在文史探究、书法技艺等方面的重大影响。
阮元与何氏家族
交谊深厚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又号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人，谥文达。乾隆五十四年成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提督山东学政、浙江学政、户部左侍郎、会试同考官。以嘉庆十年丧父，服除，任职兵部，又先后出为湖南、浙江巡抚、江西巡抚、两广、云贵总督，旋又晋升体仁阁大学士，在道光十八年致仕，返扬定居，先后加太子太保、太傅。为何绍基翰林院恩师，另，《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晋赠太子太保谥文安何公神道碑铭并序》是由阮公亲笔撰文，由何绍基书丹、勒石上碑。
阮公与何绍基父亲何凌汉曾同朝为官，两人之间结下真挚的友谊，这从阮公亲笔为何凌汉撰写神道碑就足以证明。故此，阮公与何绍基之间的忘年交谊，首先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与器重，其次才是恩师与门生间的至真情谊。
何绍基一生在多方面受到恩师阮公的深刻影响。在诗文中何绍基曾述说：“我昔壬午年廿四，东山使节日随侍。遍甄秦后篆分碑，始读仪征金石志。”这足见阮公在金石研究方面对何绍基的重要影响。何绍基亦在诗文、日记等文稿中多次明确表达了对恩师阮公的顶礼膜拜。
而阮公与何绍基的师生关系，始于阮公遵旨出任道光十六年（1836年）殿试读卷官这个时期。此年殿试，何绍基所作的廷对策卷获得考官长文襄、阮公两位师相及程春海侍郎所激赏，已置大魁（一甲第一名，即状元），后因“语疵”（至今未知详情）抑落至进士二甲第八名。本年五月初五日，圣上再降谕旨，授命阮元、穆彰阿为本年庶吉士教习。这样一来何绍基真真正正归拜于阮公门下，在翰林院接受阮公的谆谆教诲。又据《清史稿·卷486·列传二百七十三·文苑三·何绍基》记载：“绍基承家学，少有名，阮元、程恩泽器赏之。”
阮公亦在诗文中多次对何绍基的学术能力予以了高度肯定，并多次与这位得意门生俯身进行学术探讨，这在阮公及何绍基的存世诗文中多有记述，屡见不鲜。如阮元撰《后齐侯罍歌》，何绍基撰《阮相国藏齐侯罍文堇字考》《跋阮相国藏齐侯罍文拓本》；阮公亦多次将其著述、所藏字画等重要物品赠予何绍基，如此等等。道光十七年八月间（1837年），何绍基应阮元之招赴宣南龙泉寺整理巨儒名宦程恩泽的遗书，在诸如此类的重要文化活动中，更是体现出阮公对何绍基人品与学识的认可。
阮元书嘱何绍基
撰写神道碑
道光十八年五月十三日（1838年），圣上恩准阮公以令人瞩目的大学士身份返回原籍修养。
是年，八月十九日左右，何绍基等门人欲设盛宴为恩师送行，但最终被阮师谢绝。就此事，阮公特意约请了何绍基，师生促膝进行了倾心长谈，文达公的谆谆教诲令何绍基受用终身。随后，何绍基即以诗文为恩师送行。何绍基在其所撰写的《送仪征阮宫太保相国师予告归里叙》长篇诗文中，不但呈列了恩师在执政教育等领域的丰功伟绩以及傲然于世的卓越文化成就，更是对恩师的人格品德进行了高度赞扬。
此后十余年间，每逢何绍基途经扬州，都要亲自登门拜望恩师。除此之外，师生间书信往来频繁。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日（1843年），阮公八十大寿，何绍基拜寿并恭呈寿联，恭录寿联曰：“如日星河岳在天下，合望奭伏郑为一身。”在寿联中，何绍基明确指出恩师阮公在执政和学术两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必然受到世人的景仰。
正因为阮公对门生何绍基品性与学识的充分了解，故在其生前多次毅然作出了由何绍基来撰书其墓葬神道碑的重大决定与嘱托。阮公不但信任何绍基对自己的充分了解，更相信何绍基有足够的能力完成神道碑的撰写与书刻。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五日（1840年)，何绍基父亲何凌汉（谕旨谥文安）在京城家中卒然仙逝。
是年八月二十四日，何绍基在服侍父亲灵柩归湘的途中致书恩师阮公，书中恳求阮公出面撰写何凌汉的神道碑文稿。
《何绍基日记》摘录：父亲行述未刻刷，错字尚不多，而版刻极不佳。作书阮仪征师，乞作神道碑也。
阮公在扬州接到何绍基的亲笔书信后，出于对同朝挚友的真挚情感，也出于对门生丧父的同情，立即动笔进行《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户部尚书晋赠太子太保谥文安何公神道碑铭并序》的撰写。
道光二十年十月二十二日（1840年），何绍基扶柩抵达扬州，并到恩师阮公处，乞得何凌汉神道碑文。此次师生见面时，阮公郑重嘱托何绍基，未来在其仙逝后由何绍基撰写神道碑。
《何绍基日记》摘录：余上坡到阮师处叩饮，神道碑已撰就，而师于七月十三失足跌坠，致足软，精神亦似不如前也，赐近刻算学书七种，皆罗茗香所订者。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初九日（1842年），何绍基为父亲何凌汉守孝期满，由长沙返回京城途中暂居金陵，其间接到恩师阮公由扬州来书。在该份书信中，阮公再次谆谆叮嘱何绍基在其谢世之后，由这位得意门生来撰写书丹神道碑。
《何绍基日记》摘录：得阮师相回书，并赐书联语斋额，又圹记及湖光山色阮公楼诗，知有再续。来书谆谆以他年神道碑为属，感叹何以。
何绍基拒“代笔”
力辞撰写神道碑
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1849年），阮公在扬州仙逝。此时，何绍基刚刚结束广东乡试的使命（广东乡试副考官），正在返回京城的途中。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1849年），何凌汉的夫人，即何绍基四兄弟的母亲廖氏夫人(一品诰命夫人)在京城仙逝。此时，何绍基于前一日刚刚由广东返抵京城。
道光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1850年），何绍基、何绍祺兄弟及家人奉廖氏夫人灵柩由京城报国寺启程前往湖南长沙。
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1850年），何绍基扶奉母亲灵柩抵达江苏扬州。
《何绍基日记》载：抵扬州城南泊。先是到康山哭阮太傅师，送奠敬挽联；“大清二百年来，更谁信术事功包罗万有；夫子自千古矣，从此经生才士景仰何人？”与五、七、八三世兄一晤，相向哭也。到玉清宫，同集者孟瞻，阮氏五、七两兄，季子后来，茗香作东，为阮师神道碑事。阮氏欲余撰书而署汤、祁两协揆款，与吾师十年前面托语意不符，且余不能为人代笔，故力辞，以心绪烦杂，无能为也。
文达公后裔与何绍基面谈文达公神道碑的撰写问题，然而令何绍基大惑不解的是，阮世兄提出了由何绍基来撰文书写文达公神道碑，但最终落款不能署何绍基名字的不合常理的要求。这样匪夷所思的意图是何绍基大惑不解且不可能接受的，因为这违背了文达公生前曾经两次的谆谆嘱托。这当然令何绍基大为不悦，并以“余不能为人代笔”为由明确拒绝。
由何绍基日记可知，何绍基与文达公的五子阮福（1801-1878）、七子阮祜（1804-1870）、八子阮孔厚（1805-1862）在扬州会面，随后文达公第五子阮福与第七子阮祜当面与何绍基谈了文达公神道碑的撰写问题。由于文达公后裔不可思议的行为，直接导致其府君文达公永远失去了历史地位与重要身份的象征物神道碑，也因此给文达公最为赏识与信赖的门生何绍基留下了终生遗憾。
何绍基在日记中又提及“汤、祁两协揆”，即是指汤金钊（1772-1856，字敦甫，谥文端）及祁隽藻（1793-1866，号春圃，谥文端），这二位显赫贤达都是与何氏家族往来密切的世交挚友，也都是何绍基所非常敬重的长辈与师友，且必然具有超凡的撰文与书写能力。假设文达公生前改变了嘱托何绍基撰写神道碑的初衷，抑或汤、祁二位有意出面撰书阮元神道碑的话，阮氏家族根本用不着征得何绍基本人的同意，也不用借何绍基之手来代笔撰书神道碑。何凌汉生前曾经多次命何绍基代笔撰文，但都注明了这是何绍基遵父命而作。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不标明因由的代笔行为绝对是没有的。阮氏后人对“神道碑”这样的大事作出如此令人费解处置至今是个“谜”。据此判断，由何绍基来撰书，而署汤、祁两协揆款之事，绝不是文达公生前的遗愿，更不会是汤、祁二位巨儒的意愿，必定也不是这四位历史巨儒所能接受的行为方式。
文达公后裔对没有神道碑
深感自责与懊悔
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在文达公仙逝二十二年后，何绍基应挚友曾国藩的盛情邀请，定居江苏主持苏州书局、扬州书局事务。
同治十年七月二十八日(1871年），何绍基于扬州曾与文达公长孙阮南江见面，但双方并未谈及文达公神道碑一事。
《何绍基日记》摘录：阮南江来话。写大字多。昨夜不好睡，今日不大自在。
同治十年十月十一日(1871年），阮南江专程到苏州拜见何绍基，并多次当面请求何绍基为文达公撰写神道碑文。此次，何绍基以年老体弱为由婉拒此提议。
《何绍基日记》摘录：阮南江从扬州来，为求补撰文达公师神道碑，丈老病未敢应也，然有难却处。
同治十年十月十二日(1871年），《何绍基日记》摘录：晨回拜南江船上，未起不有迎入。南江晚来仍为昨事。（见《何绍基题襟日记》手稿）
同治十年十月十九日(1871年），《何绍基日记》摘录：阮南江来别。
从文达公长孙阮南江的诉求来看，至此年御赐文达公墓葬中仍旧没有文达公神道碑的存在。历史事实也足以证明，文达公的后裔对先公御赐墓葬没有神道碑的事实深感自责与懊悔。
……
至今，清代大学士、学界巨儒阮元的御赐墓葬依旧没有神道碑，历史上也没有阮元神道碑存在的史料记载。
（作者为阮元门生何绍基六代孙）
作者：作者为阮元门生何绍基六代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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